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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研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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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9 19:33: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周青良 于 2014-4-19 20:08 编辑

六十五、
从甲骨文时代流传到现代还一直被中国人民延用的十二属相记年法则,至今仍然被中华民族所喜运乐用。每个人除了记住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外,还要记住自己的属相。
什么是属相呢?
就是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与十二种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相配合,来记人出生年份,如子年出生则属鼠,称属相,又称生肖。生肖依次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用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以纪年。
“肖”字的字意解释,是相似,或者像。十二生肖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地支中的十二个字称为属相序列;二是十二种动物称为生肖表达的是十二种肖像。
这样,可以简单的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称为相;把与之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称为像。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相、像二合而一的符号表达体系:
在甲骨文中,十二地支的属相序列为:
十二地支.jpg
十二生肖的肖像序列为:
十二生肖肖像序列.jpg
在甲骨文中的地支与生肖的文字表达,呈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十二种动物的文字表达符号(见上图)都具有肖像的相似性。十二地支的文字表达符号都具有相性。它们都产生于甲骨文字的分类法则。
甲骨文的文字形成,是在一定的构字原则下产生的。而且,这种构字原则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象形原则,而是由多种抽象原则构成的一个文字构成体系。从十二属相与十二生肖之间的地支文字构成方法与生肖文字构成方法来看,它们有着鲜明的差异。
在地支文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可以看到横、竖、直、曲的笔画清楚,形状简单明了。而且,构字原则比较标准。曲直、横竖、撇捺笔画结构分明,多以几何形状“方、圆、矩、折矩”的组合来进行整体示意。我们把这一类甲骨文构字的成字原则称为几何元素抽象组合文字。它的笔画具有鲜明的方向、方位结构性与属相的相对性。所以,也称其为抽相组合文字。
在生肖文字(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中,可以看到构字方法明显存在对具体动物特征属性的突出性夸张化表达。集中了对其突出特征的夸张化表达。使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区分出十二种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之间的区别与不同。
如牛、龙、羊三种动物都长了角。用有角、无角,就可以把三类动物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所以,把它们的角作为重点抽象对象抽象出来,则可以表达这种动物的特殊属性。但是,牛、龙、羊的角又各不相同。于是,用角的形状来进行构成字就成了牛、龙、羊三个字构字的高度抽象原则。
虎、马、狗、猪都是大型善于奔跑的动物。但是,它们奔跑状态与体态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虎的奔跑速度表现在爆发力很强,马的奔跑表现在耐力方面比较持久,狗与猪则一个轻盈一个笨重。所以,通过整体形态的属性表达,则可以让人一目了然。
还有鼠、兔、鸡、猴、蛇,都以各自的肖像特征中与众不同的特色进行了高度抽象。使人们一眼就可以辨别出鼠目短小、兔耳尖长、鸡羽如鸟、猴掌如手、蛇行如虫。
因此,可以从十二地支、十二生肖这二十四个字的构字原则上,把这个时代的甲骨文分为两类:一类是肖像的属性特征高度抽像形成的“象形字”;另一类是属性几何形状高度抽象出来的“相形字”。
六十六、
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构字原则。而且,这两种不同的构字原则彼此又很相像,彼此有相似或共同之处。也就是它们的共同内容都属于一种“抽象”。
“具体”与“抽象”相对。具体,指客观存在着的或在认识中反映出来的事物的整体,是具有多方面属性、形貌、数字、几何特点、关联关系的统一。抽象,指从具体事物中被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各个方面、属性、关系等。两者在人的认识中互相联系和转化。人的认识,从低级的具体感性认识开始,经分析形成概念、判断的抽象认识,又经综合再现具有多方面属性、特点、关系的统一整体,形成高级的理性的具体认识。我们把这种认识过程称为由“具体”的多元关系体系,进入“抽象”出相对独立特征为代表一个特定事物的认识过程。
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中国古人称为“比方”表达过程。即,用容易明白的事物属性、简单的几何形状、数字来表达一个复杂关联关系的“具体”。而比方,则是产生在垒石结绳、河图洛书的知识体系进化到天圆地方时代后盛行的一种认识事物与说明这个事物来龙去脉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用比较容易明白的几何方圆图形,来说明一个不太容易让人明白的具体事物。
如属性数学中的端午术与一端四午学说,都是建立在方圆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倾倾之反与端端正正相对属性的关联关系基础上的“比方”之学。“比方”之学,是一种建立在方圆学说基础上的几何学。人们可以应用这种简明扼要的几何学道理,来说明不容易让人明白的奥秘事物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
甲骨文构字逻辑与方法,是在“比方”之学原则下构建的一个特殊文字体系。所以,也称其为方块字体系。
方块字,指汉字以及汉字之前的中国远古文字。之所以称其为方块字,是因为每个汉字一般占一个方形面积。这个规则从甲骨文开始,经历大篆、金文、小篆、隶书、……,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代使用的简化汉字,中国的文字体系始终在遵循这样一个构字原则。因此,“比方”抽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源远流长历史的一种风格。
而在这种“比方抽象”风格的背后,又蕴藏着多少被现代人遗忘的道理与知识体系呢?方块字的原始起源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比方抽象”的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探索到答案的时候才能给出。
“比方抽象”构字方法形成的中国方块文字,经历了商周文化断代与暴秦的焚书坑儒,虽经汉代汉字六书构字原则的重新建立,但却历经了历代封建垄断文化的专制,近代又经历了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中国方块文字的“比方抽象”构字方法来讲,都是一次文字改革的文化浩劫。所以,方块文字现在只是已经变成了中国目前使用文字中的一种风格。而古老的甲骨文中“比方抽象”的构字方法已经完全失传了。
中国文字从产生到发展,在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大知识体系的升华过程中产生的属性、形貌、数字、文字一体化的博大精深知识体系,在进入了封建社会之后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遗失的太多太多了。
“比方抽象”形成的方块文字体系,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展示出了数字化、几何元素化的基本属性。可以说是从艺术肖像式文字化表达,向几何元素化向、相、象系统化表达进化的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甲骨文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表达体系。而且,这个表达体系也随着人类文艺肖像表达手法的进步,与人类数学科学在几何元素关联关系认识体系上的进步息息相关。从我国现在出土的甲骨文资料来看,它跨越的年度远者七、八千年之前,近者四、五千年。而且,甲骨文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也是在不断变化与演变的。距今三千年之前,已经有据可鉴的甲骨文,就流传了五千多年。而且,十二属相与十二地支两种不同的构字方法,一直是五千余年甲骨文构字的重要逻辑与方法。
比方抽象,有两种不同的抽象方式:一是把生肖,通过肖像的比方抽象,走方形艺术绘画的方式,表达肖像的特征属相;二是把它的属相几何元素化,通过对几何元素的抽向、抽相、抽象,达到抽像表达的相同意境。因此,甲骨文就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构字方式:一种比方抽象称为“抽像”,它与简易的绘画艺术有着渊源的关系,但更注重了肖像的属性特征性的表达;一种是把对几何元素的比方抽象方法称为“抽相”(包括了简单的抽向,与复杂的抽象)。
这样的理论,可以通过十二生肖的简单艺术性表达与复杂一些的艺术性表达的甲骨文字中得到证实。下面是两种不同的十二生肖甲骨文字组:
两种不同的十二生肖文字.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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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个十二生肖的“比方抽象”构字的繁简程度来看,比方抽象过程展示了一个艺术表达内容的繁简更移的变化内容。文字的简化趋势,在甲骨文的进步过程中已经成了主流。因此,这样的艺术比方抽象,可以看成是一种绘画艺术的进步。甲骨文由繁入简的抽象过程的开始,就与绘画艺术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联关系。
但是,从上面两个甲骨文十二生肖文字体系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生肖文字表达中,已经开始掺杂进了“曲直、凸凹、折矩”等几何形状了。所以,甲骨文中“比方抽象”的使用,并不存在严格的抽相与抽像的界定,而是相互结合、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连续连贯发展变化过程。
六十七、
“比方抽象”,是在方圆论被中国远古人类作为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的逻辑判断与分析工具之后,通过属性分形术的逐步深入表达而兴起的一种构字方法。这种构字方法,遵循着博物辨识、格物致知、孤物独识的抽象次序,把复杂事物艺术抽象化之后,再进行属性简易抽象化、几何简单抽象化、数字精准抽象化,制造出构字的基本元素。在“比方抽象”的几何元素抽相构字方法中,形成了用笔画的方式作为方块字结构的最基础元素的“比方抽象”过程。
对事物进行方块面积内的艺术绘画描述,是甲骨文的一种初始起源。中国文字的研究专家们习惯称其为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的方块字并不完全都是艺术绘画形成的象形方块字。相反,很多简单的甲骨文字,则是从方圆分形学中演义出来的分形几何元素化后的再组合。我们把这个体系称为“笔画、字根、部首、字元”四类元素组合成字的“比方抽相”方块字。
那么,比方抽相方块字与生肖抽象方块字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用下表来进行比较说明:
“比方抽象”是甲骨文方块文字的构字原则
肖像绘画艺术抽像
方圆分形几何元素抽象
突出肖的像性
突出像的属相
方圆曲直抽相
折矩勾股径抽相
形意韵
像比义
像属相
属相像
横竖
撇捺
点折
弯勾








显然,肖像绘画艺术抽像出来的方块字,是通过方块面积内表达的整体形貌艺术描述而产生的字形、字意、字声、字韵、字义等语言范畴的关联关系内容。这类文字具有肖像表达与事物形态表达的完整体系性。如十二种动物的肖像化方块抽像字,是通过整体组合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来确定每个字所表达的内容的。每个字有自己的特色,相互之间不仅仅没有整体上的相同,就是表达的肖像描述,也不存在笔画的共同性。所以,这样的字是不可以拆分为“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因为,这些字的笔画并不具有鲜明的几何元素分形抽象性。它只是通过艺术表现手法而对所表达的事物的一种朴素的形貌特征描述。所以,这种字的线条只是形意图画的艺术表达,它不可以分形折开,也不可以用其一部分与其它肖像文字进行组合。在石器时代早期,甚至在陶器时代的初期,应该是肖像甲骨文字起源的时代。它的典型代表作就是十二生肖。这十二个字,具有明显的从艺术绘画的图画中被抽象出来的特征。而且,这种抽象过程也是由繁到简,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最早期的甲骨文中,这十二个字也许就是艺术绘画产生的肖像写真。但经过漫长的石器时代与陶器时代的文化进步,这种艺术绘画式的图画也从繁琐的肖像逼真绘画,逐渐变成了相对简单的,具有特殊属性的简单勾勒。这种简单的勾勒,突出了事物的属性特殊性,甚至是夸大了的象形性。使这种以艺术手法绘制肖像的表达文字方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化。
比方抽象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十二生肖从艺术绘画逐步进化成艺术抽象字之后的一个文字发展的关键环节。
当十二生肖被高度简单化抽象成方块字之后,就用这些简单的、容易写的、具有强烈的属性特征表达能力的形意化文字,来逐渐表达一些不太容易说明白,不太容易表达清楚的事物。在中国文字史上称为“比方抽象”法则。
比方抽象,是用容易明白和已经明白的事物表达方式,来表达与说明不容易明白的一些还未明白的事物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后来的文字结构学中,称其为“转注”、“假借”。
十二生肖中的十二个字被“比方抽象”之后,形成了相对原始艺术绘画肖像式文字简易的笔画简单的多、容易写、容易记的文字。而且,它们又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十二种动物。因为,对这十二种动物的属性、属相,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或者说对它们的脾气禀性都有所明白与了解,所以,就经常“假借”这些已经明白的事物,来表达不太明白的新事物,或者“转注”那些与其有相同类似属性关联关系的新知识范畴。甚至,对于那些没有过系统认识的新知识内容或者领域,也可以运用十二生肖的“会意”结果,对这些陌生的知识领域进行“假借”表达,或者“转注”来说明。这也是在中国文字史上,十二生肖被“转注”最多、“假借”面最广的根本原因。
在农耕文化时代,“假借”十二生肖来表达每年不同的气候变化与属性更相动薄变化的特点,就有用十二生肖表达每年气候变化的不同。例如:“牛马年好耕田”的气象属性特征,对农作物有利生长的气候属性进行的“转注”。
这种对艺术绘画方块字“比方抽象”形成相对简易的文字表达之后,在中国钟鼎文化时代的天文学、星象学、气象学等方面,都有“转注”与“假借”十二生肖的属性特征来表达说明天上星座、天文、星象、气候等内容的很多例子。
六十八、
“比方抽象”是甲骨文方块文字的构字原则,它分为肖像绘画艺术抽像与方圆分形几何元素抽象两种不同的构字原则。两种不同的构字原则分别有自己的构字方法。并且,在甲骨文中一直并用了数千年。
如今,在考古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这两类构字原则可以清晰的得到分类鉴别。尽管,有许多产生于方圆分形术得到的几何元素抽象组合后形成的甲骨文,在现代已经被失传。但是,甲骨文是由两个构字原则形成的一个统一体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甲骨文证据来讲,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因此,要真正的重新去挖掘与探索甲骨文的真谛,缺少的只是对属性数学的重新学习过程。
现代,受汉代汉字的六书成字习惯认识所影响,文字史并没有源头性的构字理论阐述。只有古代圣贤们的“说文解字”。而汉字六书,也只是分析汉字结构的一个原则,而不是中国字的构字原则,尤其不是甲骨文的构字原则。起码可以说它不是甲骨文构字的全部原则。
《说文解字》,是以《易经》为文化源头开始,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的一种解字著作。它所归纳的“六书”逻辑,是在对周字、秦字、汉字分类归纳出来的构字法则。用这种方法来对甲骨文字来进行认识的时候,显然只适用于肖像绘画艺术抽象成型的象形方块字,而不适用于方圆几何元素分形构成的比方抽象文字。
甲骨文字的构字法则为“比方抽象”逻辑条件下形成的文字体系。其中包括几何元素方圆分形抽相与肖像属性艺术绘画抽象。系统的学一下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的分形与组合,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逐个字去“说文解字”,也只是一字一文之识,仍然摆脱不了形意解的范畴。
中国的甲骨文字由肖像绘画艺术抽象,进步到几何元素分形再组合的抽象构字法,完全来源于中国古代数学攀登了垒石结绳、河图洛书了、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阶梯。远古中国人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连续的完成了由象形字进化到数理几何元素字。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属性数学知识理论一体化的表达体系。中国的属性数学理念与规则的认识与方法表达体系,并没有建立分科的数学与几何学,而是通过甲骨文的方圆分形几何元素抽象法则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属性数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完全是依“比方抽象”的文字构成方法,通过文字体系进行了一体化的完美表达。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数理产生的根本原因。
端午术的产生,以及端午术产生的过程与程序,完全可以通过甲骨文得到全面透彻的了解。甲骨文作为最早的中国字,其中蕴藏着远古先人的聪明与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文理不分科的统一文化体系。
六十九、
通过属性数学的逻辑体系去认识甲骨文中的字,通过甲骨文中的字去领会远古时代的属性数学思想与学术,则是挖掘与探索甲骨文奥秘的方向。
目前,研究甲骨文字并著书立说者日渐其众。在有关甲骨文的诸多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类书,一是《甲骨文字典》,二是《甲骨文说文解字》。《甲骨文字典》收录了2882个甲骨文字。在《甲骨文说文解字》一书中收录的2662个可释甲骨文字中,只解读了2458个甲骨文字。其中有179个甲骨文被认定为多音多义字,故多解释出200个今汉字。在今汉字中找不到对应的甲骨文字有48个。尚未解读的甲骨文字376个。
《甲骨文说文解字》收录了《甲骨文字典》没有收录的甲骨文204个。有13个多音多义字多释出14个今汉字。
可以把这个问题表达成一与多的关联关系。即,一个甲骨文字不仅仅与现代汉字存在一个甲骨文字对应一个现代汉字的关联关系,而且,还存在一个甲骨文字对应多个现代汉字的关联关系。同时,在甲骨文字典中,也出现几个甲骨文字或者多个甲骨文字表达一个现代汉字的现象。
如十二地支中的“子”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十九种不同形貌的字来表达。象十九个不同形状结构的甲骨文字“子”,都在表达现代汉字中十二地支中的“子”字的现象,并不是“子”字一个甲骨文字的的个案。在天干地支的甲骨文字系统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天干地支甲骨文字系统中,除了甲骨文中的“甲”字,具有用“十”来表达的独特案例之外,其它所有的甲骨文“干支”字,没有一个是唯一构字方法产生的。这些文字在现代汉字与甲骨文字之间根本找不到两种文字之间字与字的唯一对应关联关系。
甲骨文中的甲字,虽然是用“十”表达出来的与现代汉字甲字的唯一关联性。但是,在甲骨文中,“十”同样可以表示数字数码字中的“七”。从形貌结构上来看,甲骨文中的“甲”字,与甲骨文中的“七”字虽然从形貌结构上来看都是一个“十”字,但是,七字却有两种写法,而甲字则是写法唯一。这些问题,在《甲骨文字典》中没有解释过,在《甲骨文说文解字》中也没有被解释过,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出过!
那么,这些文字现象的背后又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奥秘呢?
《甲骨文字典》与《甲骨文说文解字》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甲骨文和《易经》卜辞都是中国远古时代早期的中原文化。并且承认,甲骨文是可以解读的形成于原始的早期成熟文字体系。
但是,能不能把它说成是早期的成熟的汉字体系呢?能不能用历代学者或者圣贤们对《周易》卜辞,秦朝篆书,汉朝的汉字的注解与理解来认识甲骨文呢?
下这个结论之前,则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史进行一下系统的认识。
从甲骨文字的构字手段来看,它应该经历了四个过程:一是刻在石头上或者石器上,可以称其为石文;二是刻在陶器上,或者用绳子打成结,将结纹反印在陶器上,可以称其为陶文;三是把它反刻在模具上,然后通过铸造把它铸在青铜器上,称其为钟鼎文;四是把它刻在甲骨上,称其为甲骨文。所以,可以通过石文、陶文、钟鼎文、甲骨文这四个不同的时代,确定甲骨文是中国远古人类在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形成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过程的文字体系。我们在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甲骨片上,都可以找到被遗留下来的文字痕迹。它的成字方法,非刻即铸。刻为字之正。但是,铸与印,都是刻其反。所以,甲骨文字应该具有正反属性的鲜明属性。
初始的文字,是在石头或者甲骨上刻出人们所要记忆的事物或者事件的形象。这种记录事物或者事件形象的方法称为“真刻”或者“原刻”。是通过艺术绘画的方法,记载事物或者事件的一种方式方法。所以,最原始的甲骨文应该是象形刻画。也称“隹刻”或者“镌刻”。《周易》后,把这种艺术抽象的形象刻画方法,更改为篆书“雕”字,称为雕刻、或者琱刻。
中国的雕刻形象成型艺术,从甲骨文时代就已经盛行。不仅仅出现了凸刻、凹刻,而且,还出现了正刻、反刻。艺术抽象刻画形象的方法,就进步成了“刻凸铸凹、刻反铸正、刻凹铸凸、刻正刻反”的四象变化。为表达几何元素文字的倾倾之反形成端端正正的端午术认识,奠定了构字方法产生上的启迪。
商周文化断代之后,中国的文字改革由以刻为主体的成字方法,进化到用笔去写的表达层面。但是,当时还没有纸张,只能写在“竹简”上,称为“篆书”。而汉字的书写方式,是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于是文字从雕刻艺术抽象形象表达,就进入了书法艺术抽象形象表达的新的文字时代。
中国的方块文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文化,它还与雕刻艺术、书法绘画艺术有着共同发展的里程。所以,在中国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字的表现内容与方式随着文字表达方式的不同产生新的内容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那么,如何来看待甲骨文与现代汉字之间的关系呢?
七十、
甲骨文的刻字方法所形成的雕刻艺术抽象方法,在周易文字变革成用毛笔书写的时代之后,雕刻技术并没有废弃。仍然被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保留了下来,称为“篆刻”。篆刻是中国传统艺术一直流传至今。现代字典上仍然保留了对篆刻的解释:指雕刻印章的艺术。因刻印时先在印材上作篆字,再加锲刻,故称为篆刻。一般用刀刻于石、牙、角、木等印材上;金属印章,则多先刻印模,然后铸成。在秦、汉之后,印被斗印化,以大如斗,被官家所用而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也称官印、或者大印。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黄金制作的印章,称为黄金印,变成了古时“公侯将相”所佩的标志。正因为如此,现代研究篆刻艺术的学者专家们都公认为秦印、汉印是篆刻艺术之源,而明、清两代又出现了众多篆刻流派。其实,他们都忽视了甲骨文字中雕刻艺术抽象法对篆刻的传承关系。而是在封建文化革命后产生了甲骨文的商周文化断代,把中国文化源头的篡改作为“易经”所形成的错误认识。
因为甲骨文与篆书之间的文字变革,不仅仅是一种文字用刀刻,还是用笔写的变革。而是封建统治者利用了文字变革,推行了一种神权统治制度与愚民的文化革命。灭甲骨文而兴篆书只是借用了甲骨文字刀刻,篆书用笔写的更新换代契机。
由于中国文字由甲骨文的用刀刻,到篆书的用笔写,应该说是书写方式上的一种进步。这是所有写文字的人都能深刻感觉到的一种便捷的书写方法。无论从书写的速度上,还是难易程度上来比较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推行这种简易的书写方法的同时,推行一种新的、更适应这种书写方法的文字,相对来讲也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而从构字方法上来讲,比方抽象中的艺术抽象行为更直观,更形象更容易被不太精通属性数学与方圆几何分形术原理的民众所接受。所以,周天子在这样一个时候推行了灭甲骨文兴篆书的文化革命策略,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变革时机。
商周文化断代之所以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甲骨文“比方抽象”构字原则在“肖像绘画艺术抽像”与“方圆分形几何元素抽象”构字法并行发展形成的文字构字法所产生的字越来越多,形成了两种构字法并存的特殊文字时代。尤其是表达相同抽象内容的殊异字越来越多。使甲骨文字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一个统一构字方法的问题。这个时代所展示出来的文字发展趋势从夏朝的禹王书遗作中就可以发现,禹王写了十二字,用了两种字体,一种字体用了五个字,一种字体用了七个字。也可以说甲骨文两种构字方法上形成的文字异同现象从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经过夏、殷、商、周四个朝代的发展,“肖像绘画艺术抽像”构字法我们可以称为“象形字”,“方圆分形几何元素抽象”构字法形成的字我们可以称为“笔画字”。两种构字方法我们如何二合而一的形成一个新的构字原则的文字发展诉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也就是说,“象形字”与“笔画字”再一分为二发展下去的文字混乱局面需要一次以文字为改革方向的文化革命发生了。这也为“周易”对先天八卦进行后天八卦变革,提供了文化革命的条件。
但是,周朝推行的封建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却立足于建立天子神权天授的方向上,通过易经的文字垄断,对先天八卦进行了后天八卦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质并没有彻底的解决文字构字法的统一问题。而是用占卜术替代了先天八卦形成的钟鼎文化,断代了甲骨文表达的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成果。
文字构字在易经后,失去了甲骨文的“象形字”与“笔画字”的不同构字方法的指导后,尽管易经对篆书文字进行了书写形状上的统一,但是,甲骨文构字成果形成的语言使用连续性决定了不同诸侯国的语言习俗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文字的多元化表达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纠正。“象形字”与“笔画字”仍然是并行于篆书的书写方式之中。
直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在中国实行了残酷的“焚书坑儒”手段,暴力的实现了文字统一。但是,这个统一的文字体系,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符号化的强制使用状态。对于字的构字方法阐述,构字原则的说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到了汉代,由于纸张的发明,文字书写方式从竹简为载体,向纸张为载体的置换,对文字书写的技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文化通过文字传播的诉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条件下,对文字符号构成原理的探索,就变成了文字向何方向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激发了更多的人对文字构成方法研究的特殊历史局面。
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之所以称其为汉字,就是因为在汉代的文字学者们,通过对古代文字的研究,总结了“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项造字原则,被称为“六书”。并规定了汉字成型的八种基础笔画:横竖、撇捺、点折、弯勾。形成了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四象构字原则。成为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块象形文字体系。
那么,汉字与今字,汉字与古字,又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七十一、中国文字的变革历史,除了因为文字书写方法从刀刻到笔写的变革因素之外,还有文字存在的依附、依存物的材质变化因素的影响;除了构字方法上“象形字”与“笔画字”构字方法上在艺术抽象与几何抽象的进步之外,还有使用文字的人对字结构的繁简、难易、意义表达的明晰或隐匿在接受能力、常用或非常用形成的怪癖字的被淘汰、通用字的被简化等不断的变化因素的影响。其简化的方式,有笔画上的减少,或笔法上的草书。而更重要的,则是除了对社会生产技术与科学理念的进步和发展成果的表达之外,还有统治者推行的“君权天授”的封建迷信思想的信仰与占卜术、封建统治者禁止传播的文字“避讳”等等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影响中国文字变革的因素,或者是短期的,或者是局部的。它们都是中国文字变革历史的一部分。在没有发现甲骨文之前,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始终把《易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甚至,在发现甲骨文之后的若干年内,这种习惯认识仍然是一种不可变更的认识模式。同时,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的百余年时间里,认为甲骨文和《易经》的“卜辞”都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原文化。而且,把《易经》的“卜辞”看成是甲骨文发展的巅峰,或者是甲骨文的最高境界。所以,在解读甲骨文的时候,竟然把“卜辞”作为验证解读甲骨文正确与否的试金石。因此,甲骨文是不是符合《易经》的占卜逻辑,就成了解读甲骨文正确与否的判断方式。于是,对于甲骨文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观念。在“占卜术”是中国中原早期文化内容的错误定性认识下,甲骨文就变成了比《易经》“卜辞”更早的“占卜术”。对甲骨文字的“说文解字”,是不是符合《易经》中卜辞的内容或者逻辑,则变成了解读甲骨文字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更可笑的是,中国文字研究的绝大多数专家与教授们,竟然把这种方法称其为“科学方法”,把对甲骨文的解释放在“卜辞”中验证当成了解读甲骨文的唯一正确标准。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把“占卜术”的兴起与“卜辞化“的过程,结合中国文字整个的发展脉络作一番系统的分析与研究。看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有没有历史证据与合理的因果关系解释?其实,“占卜术”并不是周天子的独创。应该说,自远古“垒石结绳”时代就产生了它的最初始的简单推理判断形式。当时,这种简单推理判断形式很原始,仅仅是建立在“结绳记事”条件下的一种“猜测”或者说是“推测”方法。上古之人没有文字,则以“绳”记事。即,同样一个原因,产生大影响的后果,则事大大结其绳;而同样一个原因,产生小影响的后果,则事小小结其绳。那么,在这个同样一个原因出现的时候,能不能预先知道它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依据结绳表达的大结与小结,如何预知是发生大事,还是发生小事呢?远古之人,又是怎样从“猜测”走向理性逻辑化的“推测”的呢?同样一个原因出现的时候,如果推测它发生大事的时候,就在绳子上结一个大结;如果推测它发生小事的时候,就在绳子上结一个小结。而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再拿出事先“推测”的“绳结”,出具事已了结或事情属实的证明,则称为“出结”。“出结”,是“猜测”一种原因会出现两种不同结果的时候,“推测”一种结果发生的推理逻辑、或者称为“征兆”的判断证据。如,云彩来了,可能会下雨。那么,是下大雨,还是下小雨呢?于是,“推测”下大雨的人就在绳子上结个大结,“推测”下小雨的人在绳子上就结个小结。等雨下完了,自然就知道这雨下的是大雨还是小雨了。于是,“出结”来验证自己判断的正确与不正确。如果证明预先判断推理正确,则称为“具结”或者“完结”。而对这个判断逻辑的展示出来让大家知道,则称为 “咎结”, 或者称为 “理结”、“解结”。也称为“咎由”。如果证明预先判断推理不正确,则称为“否结”。也要把判断的逻辑展示出来让大家知道,称为“诱结”或者“枉结”。以告诫大家下次不可使用。那么预先结结的依据是什么呢?显然,这绝对不是“占卜”。但可以说是“猜测”。那么,“猜测”的依据应该是什么呢?甲骨文中有这样两个字,“征”、“咎”。其字构如下图: 征与咎.jpg
“征咎”,在现代字典中被解释为灾祸的征兆。这是《易经》“占卜术”兴起之后,以躲灾避祸为“占卜”的主要内容。为的是恐吓老百姓,树立“君权天授”的信仰,而对甲骨文文字内涵的一种篡改。甲骨文中的“征咎”表达的,是一种作为人类推断事物在开始的初期,呈现出来的可以推断其发展结果的“征兆”。而现代字典中对“征兆”的解释,仍然有两个意思:一是征候,二是先兆。“结绳记事”时代的人们,通过“结绳”,记的是事物发生的起始所具有的“征候”或者“先兆”与事物发生的最后结果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事物初始的“先兆”,来判断未发生事物发展过程与已发生事物的结果。“征候”与“先兆”,都是那个时代作为判断事物发展结果的重要依据。但是,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开始,其“征候”与“先兆”都不是唯一的。那么,在众多“证候”、诸多“先兆”中,应该取什么样的“先兆”与“征候”则会对事物发展最后结果的正确推断起到重要的作用呢?因此,取什么样的“咎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推断,则变成了“咎由自取”的一种推断能力。但《易经》后,“咎由自取”一词则被解释为“阻滞”、“郁结”等。比喻运数不好。“咎由自取”则变成了“占卜术”中的一种报应逻辑。那么,垒石结绳时代就创造的因果关系通过先因“征兆”来推断后果“征候”的“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在经过了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三个发展过程之后,又为什么被《易经》篡改为“占卜术”了呢?七十二、商周文化的断代,致使“征咎”一词,从甲骨文中的“先兆”、“征候”意境,变迁为篆书中的“灾祸”的“征兆”。商周文化断代之前的先天八卦,研究的是“先兆”所展示出来的“征候”属性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且具有四版本变化内容的“征候”推断理论和方法;是经过“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形成的数字抽象、属性抽象、形貌抽象、几何抽象四象一体化表达的综合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构字方法:形貌抽象形成的“象形字”,几何抽象形成的“笔画字”。它们共同的形成了甲骨文文字体系丰富的表达能力。这是钟鼎文化时代的诸多应用学科(如天文、历法、农耕、酿造、医学、……)的综合发展,从而形成“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六气、七阶、八卦、九宫”知识系统的文化基础。而“咎由”“先兆”、“征候”形成的因果关联关系的研究,则是中国钟鼎文化的根基。甲骨文中所指的“咎由”有三个:“日晷”、“月晷”、“星晷”。来源于日、月、星。甲骨文中的三咎如下:
日月星三咎.jpg
在甲骨文时代,“咎由”表达的是人类对日、月、星运行规则的一种认识。而认识的具体工具,则称为“日咎”、“月咎”、“星咎”。至于取何为“咎”,则决定于所要探索的因果关系的具体内容。后天八卦对先天八卦的变革形成的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咎”字被分为褒、贬两式:褒义字为“晷”字,贬意字为“咎”字。“晷”字,专门特指:1、指日影;2、指时间;3、指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亦称“日规”、“华表”。所以,“晷”也变成了时间的代用词,如“日无暇晷”。“咎”字,则专门表达过失与罪过,或者灾祸。常用于受怪罪,或者受处分,或者怨仇。如“既往不咎”、“咎由自取”等。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对按照日影测定时刻的工具改称为“晷”,并仅仅以“日晷”展示出来的规律来研究周天的历法度数。把太阳比作天子,把“晷纬”比喻为皇恩。在“顺天承命”、“君权天授”、“替天行道”的封建文化的洗礼中,“晷纬”、“晷度”除了表达在“日晷仪”上投射的日影长短的度数(一年之内夏至日影最短,一日之内正午日影最短。古人根据“晷”度变化测定时序时间,定一年的长度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用途之外,《易经》同时还认为:“晷度”变化与人事变化相应,与吉、凶、休、咎相联系。从此,钟鼎文化时代所产生的知识体系,被变易成了“占卜”吉凶的判断工具。用“占卜”的方法来判断一个未来事物的结果,还是用“先兆”、“征候”来“推测”一个事物发展的结果,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两种不同的预测方法。《易经》把“咎由自取”解释成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其“天数、天命”所决定的。这显然是与甲骨文把“征咎”解释为利用“先兆”与“征候”对结果判断的推理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因果关系认识论。在甲骨文中,“咎由自取”的字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其中,“咎”、“由”是两个只有唯一写法的字,而“自”、“取”则有两种不同的构字方法。所以,它们应该产生两种组合。见下图: 咎由自取.jpg
第一种“咎由自取”如上图;第二种“咎由自取”如下图。甲骨文的“自”、“取”两个字中,是很有意境的。“自”字内部,有一、二之别;“取”字,有左右、方圆“倾倾之反”的不同。抽象地看甲骨文字中的两个“取”字,与“♂”、“♀”两个符号左摇右摆的姿态是十分相似的。这是在说明,人类认识世界的“端午”,就应该是“倾倾之反”、“运动抑扬”、“更相动薄”。七十三、破解与解读甲骨文字的字意与词义,需要掌握甲骨文构字规律的“钥匙”,需要了解甲骨文表达的知识体系与钟鼎文化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尤其是商周文化断代遗失了的远古文明与先进的科学理念,都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和努力挖掘、探索的。破解远古中国人是如何在“垒石结绳”的原始朦胧中,走进“河图洛书”数字启蒙的?又是怎么样从“河图洛书”走进“天圆地方”的远古属性几何学的?然后,就是如何应用远古属性数学与几何学去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从而得到了“周天历度”的知识体系,精准的计算出了干支历法与创立了与大自然和谐一体化的农耕生产文明的?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表达干支历法的字,或者与表达时间节气、历法有关联关系的甲骨文字,并不比现代我们表达时间与空间属性的文字少。甚至,在“日晷”、“月晷”、“星晷”具体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形成的天文、星象、气象等知识领域的表达,还要领先于现代的文字表达。仅从文字表达的知识丰富性来看,甲骨文表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与文字的形象化抽象、几何元素抽象构成原则,都是高于现代文字的文字结构理念的。现代文字与甲骨文字相比较,虽然,保留了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字构成方法。但是,这些组合过程中所表达的几何元素抽象方法所表达的对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认识的深刻数理内涵,则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失传了数千年之久。很多本来属于属性几何方面的“折理”、“矩理”、“方理”、“圆理”,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不同时代的褒贬更替,有许多东西已经失去了其原来的抽象法则形成的本原理念,形成了不同的时代对相同的文字解释与读法、用法、承载的文化内涵、意境等内容都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所以,甲骨文中的“咎由自取”,则被分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字内容:一是褒义的“晷由自取”,二是贬意的“咎由自取”。但“晷”字的产生来源,始于“日咎”之器,表达的是通过“日咎”这种“征候”、“先兆”的认识方法,来判断推理出时间的计算规则。“咎”字的贬意,则只表达灾祸与错误。所以,商周文化断代的内容,除了后天八卦对先天八卦的变革之外,就是文字的褒贬意义上的分化。而文字褒贬意义上分化的原因,则是“占卜术”的“占卦卜算”与“端午术”的“先兆”推理两种认识因果关系的认识事物方法的不同。也就是“天数天命”对“勾股径”的数字化认识方法与圆、方、矩、折的关联关系的认识变革。我们可以用占卜认识法与先兆推理判断法来表达这个时代的文化变迁。用甲骨文把这个变革写成: 卜与占为商周文化之异.jpg
我们把它翻译成现代汉字就是:卜与占,为商周文化之异。这里的“占卜”,与“咎由自取”形成的用“蓍草”取数而“占卜”,和用“先兆”推理事物发展的结果所形成的核心理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的理念差异,用甲骨文中的“占”与“由”两个字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来作出精准的表达。可以通过象形抽象与几何元素抽象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来认识这两个字的差别: 占与由.jpg
“卜”为“生”之半,为初始条件下变异过程中两种结果的数字化相对性判断过程。“占”以“卜”为上。而“由”字,则以“点滴”先兆征候而为上。于是,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判断因果关系的方法:一种是以数字来决定吉凶祸福的最后结果(弃形用数),一种是用“先兆”与“征候”来推理事物发生的最后结果的方法(弃数用形)。(弃形用数、弃数用形)两种不同的推理判断方式,有着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异。从外观上来看,商周文化断代中“后天八卦”对“先天八卦”的变革,只不过是把“先天八卦”简单化、简易化了。也就是把“先天八卦”四版本的混乱认识局面,统一在“先天八卦”一个版本的简单认识规则中了。但是,如果归纳一下《易经》的伟大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第一次完成了对中国钟鼎文化时代的(从“倾倾之反”、“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端午术”形成的“先天八卦”四版本体系性变化形成的“先兆”判断推理的“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六气、七阶、八卦、九宫”)属性数学知识体系简化为“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简易逻辑表达体系;第一次把“先兆”推理(形理)判断逻辑体系,变革成数字推理(数理)判断逻辑体系,为人类判断法从形貌逻辑判断法,走进数字化逻辑判断法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先河;第一次把“顺天承命”、“君权天授”、“替天行道”的封建文化思想,变成了全民族的一种信仰,并建立了延续数千年而稳定存在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封建文化体系才称“易经”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甲骨文没有被重新发现的数千年封建文化时代,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秦朝“小篆”文字的统一,也经历了汉朝汉字的辉煌。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甲骨文被发现以后,《易经》还能可以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吗?《易经》究竟从甲骨文时代继承了些什么,篡改了些什么?中国古老的星相术、气象术、天文学、历法学、中医学、农耕学、水利学、铸造术……,是产生在《易经》之后,还是在《易经》之前?如果是产生在《易经》之前,那么,为什么《易经》中不与记载与传承呢?更值得深思的是,解读甲骨文,如果仅仅是依据在《易经》的“卜辞”中能否被得到验证,作为解读甲骨文科学方法的“试金石”,是否能真正的走进对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的探索,是否能真正得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继承与挖掘呢?七十四、甲骨文字的衰灭与“占卜术”的兴起,是商周文化断代中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现象。《周易》可以称谓是以“蓍草”取数“占卜术”兴盛之始。但是,却要假借继承了殷商文化中的“龟甲术”来混淆视听。因为,用龟甲被火烧灼得到的结果,出现的只是得到了裂纹的形态;而拨蓍草得到的结果,却是具体的数字。二者占卜所依据的判断内容显然不同。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个逻辑判断体系形成的理、法、术的延续。而是形貌抽象判断与数字抽象判断两种不同的判断方法分别发展的结果。所以,自《周易》之后,对“占卜”两个字的解释,即为古代用龟甲﹑蓍草等,后世用铜钱、牙牌等,推断吉凶祸福的判断方法。形成了“蓍草占卜术”与“龟甲占卜术”二合而一的统一。于是,我们可以用商周文化断代前后的不同“占卜术”作一下分析。“占”字的古今解释彼有不同,存在两种解释不同:一是远古时代(甲骨文字时代)“占”意为“观察”;二是《易经》后的“占”是拨蓍草后得到的一种数字结果。现今汉字中仍然保留占字的多种意境。概括有四种:据有、处于、口授、估计。甲骨文字中的“占”字,是用来观察“征候”与“先兆”的。而《易经》中的“占”字,则是用来取得拨蓍草后的数字结果的。“卜”字的意境是表达:预料、估计、猜测、选择。那么,《易经》中记载的“占卜之术”,为什么要说成用火灼龟甲,以那灼开的裂纹就可以推测出行事的吉凶呢?为什么周天子要推行“后天八卦”取代“先天八卦”、灭“甲骨文字”、兴“篆书”的封建文化“革命”呢?要想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要从的商周文化断代变革说起。中国远古文字的发展里程,可以按“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发展时代,划分为“石文”、“绳纹”、“陶文”、钟鼎文、甲骨文五个阶段。发展到甲骨文时代,已经形成了非常系统的知识化与文字化的体系。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甲骨文史料与经典文字表达的知识体系。因此,周天子要想通过武力彻底灭绝甲骨文字,显然不是一件容易作到的事。于是,他很可能就编造了焚烧甲骨可以占卜吉凶的“神话”,这样,就可以把灭绝甲骨文记载的经典文字文献,通过利用愚昧无知人的预知吉凶祸福的欲望,形成了全面灭绝甲骨文的社会风尚。所以,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1、《易经》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只是“封建迷信”文化的源头。2、以《易经》而引发的商周文化断代,是一场封建垄断文化的大浩劫。“占卜术”的简易化变革,成了商周文化断代的重要内容。甲骨文字时代形成的古天文学、古星相学、古气象学、古中医学等钟鼎文化时代先进的具体学科和技术成果,都在这个时期被封建迷信的占星术、占卜、风水、命相、鬼神等盲目信仰和“君权天授”的崇拜所神话了。《易经》的“占卜术”,是以拨蓍草得到的数字结果进行属性抽象判断的。而甲骨文时代的“占卜术”,则是以观察事物的“征候”、“先兆”进行属性逻辑推演进行因果关系判断的。从知因而预测果的判断方向上来讲,应该是相同的。而从因果之间形成的形貌、属性、数字关联关系来看,显然,《易经》是把“征候”、“先兆”的属性、形貌、数字一体判断逻辑简易化为绝对数字化判断逻辑。是以简易、容易之名,推行“君权天授”、“替天行道”封建迷信之实。所以,商周文化断代的实质,应该是文化知识体系与认识世界方法的复杂化向绝对简单化的改变。这一改变的结果,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了一个倒退的历史阶段。所以,《易经》后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科知识,如古天文学、古星相学、古气象学、司天在泉学、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六气、七阶、八卦、九宫之学、古中医学等诸多文化瑰宝,也就相继失传了。但是,《易经》中却记载了“上古结绳而治”的历史,虚构了“河图洛书”对伏羲画先天八卦的“神话”,讲了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的“天圆地方”哲理,应用了“周天历度”中的干支历法。虽然,没有接受商高关于勾股径的方圆几何数理观念,但是,足以说明这些科学文化知识,与《易经》的产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甲骨文字时代文化变迁中的一次“咎由自取”范例。用甲骨文表达成两个时代的各有异同。在甲骨文中,“同”、“异”是这样写的: 同与异.jpg
同则一式,异有两种。七十五、数学,在西方科学分科科学理论体系中被称为“百科之母”。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依据西方数学中的皮亚诺数学归纳法,把它们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然后,用数字来进行表达。再形成数轴,以数字的值大于零与小于零来确定是负数还是正数。但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正数则指:正而不摆。所以,通常称端而为正。然而,现代的“端”与古代的“端”字则有了巨大的区别。甲骨文中的“端”字,是动因“不止之小”的一种定果。而篆书的“端”字,则是一种静因的描述。对数字的认识,是经过了封建垄断文化的变革,产生了动静观对数字认识的变迁。在甲骨文时代,古称“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合天地之数五十五”谓之“正数”。“合而为正”(定),“分而为摆”(动)。故有动态”倾倾之反、运动抑扬、更相动薄“三个条件满足之后,才能通过“端午”认识之法,认识到“端端正正”的存在。所以,才产生了天干为时,地支为空,时空合一的自然数数字表达的时空二合而一体系,并把这个数字体系称为六十甲子。而西方数学对数字的“正”认识,仅仅是指数值大于零的数字。把正与负绝对化的分割认识,形成了属性被绝对化一分为二之后,再也无法二合而一的正反绝对二元论认识的基础框架。使属性认识的分立现象,无法通过数学的认识方法来解决。因此,就可以把西方数学对数字的认识,归纳成一种相同抽象结果形成的数字的“堆栈”。即,数字二就是两个相同的一,数字三就是三个相同的一,数字四就是四个相同的一,······,以此类推,无穷无尽。显然,这个数字堆栈体系,是不包括不相同的数字一的。不相同的数字一,并不在西方数学的数字表达范畴之内。所以,西方数学是一个“有同无异”的抽象数字体系。异同的属性关联关系,用数字来表达的时候,就是“同一,异二”。也就是说,相同的抽象事物,都可以用数字一来表达。即,两个相同的事物,则可以用同一符号表达为:1、1。所以,把数字二写成“丨丨”,数字三写成“丨丨丨”。
那么,两个不同的事物又应该如何表示呢?
中国远古时代的表达方式则是:丨、一。异一,表达为一;两个异一,表达为二;三个异一表达为三。于是在“一端四午”的认识形成异同“两端八午”的继续连续认识层面上,就形成了两个“一端四午”组合形成的自然数表达式: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十。“横竖之异、横横之同、竖竖之同、一端四午”四大要素,是中国人在甲骨文时代对自然数的最基本认识。它反映了中国远古属性数学的异同结构性。所以,在甲骨文中,有许多字就是由一个相同的字来表达的,也有的字是分别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的。如“甲”字,它是天干、地支中的唯一的一个单独表达天干数字体系中的“独一无二”的字。“端”字、“正”字等,都是“独一无二”的字。而其它天干数字与地支数字,则都是由多个不同的字来进行表达的。如“异”字就有两种,分别来表达“异”的非同一性。“一端四午”中的“端”字只有一种,而“午”字则有四种。“同”的唯一性,“异”字的唯二性,是甲骨文文字属性结构的一大特征。那么,这个特征产生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呢?它与西方数学对数字的认识显然不是一个知识体系的内容。如何通过甲骨文的文字属性结构性,来进一步探索《易经》前中国钟鼎文化时代的甲骨文所反映的“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时代中国古人对数字认识的进步过程,则是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来探索它的源远流长,挖掘它的博大精深的最好途径。七十六、甲骨文中的唯一字和不唯一字形成不同的构字理法术,与属性的关联关系表达是密切不可分割的。在甲骨文表达的自然数序列中可以看到: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十。在甲骨文的文字体系中,相同“丨”与“一”的数字表达,存在一个四与三的组合变化过程。初始的甲骨文数字四,应该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但是,中国古人对数字的认识,由高度抽象为相同的数码认识,进入了属性同异抽象认识之后,对“四”的认识就产生了新的变革。“乂”字用来表达数字四,应该是经历了一种对数字认识层面的进化。经过“垒石结绳”、“河图洛书”的数字认识后,形成了甲骨文字最原始的数码数字体系:
甲骨文数码.jpg
从这个甲骨文数码数字体系中可以看到,一、二、三、四的数字结构逻辑,都是相同的数字一形成的同类数码堆栈。它的属性特征为“横”。两个一横堆栈在一起就是二,三个一横堆栈在一起就是三,四个一横堆栈在一起就是四。而五六、八、九,则是完全不相同的形貌数码。“十”是另外一种数码“丨”,它的属性特征为“竖”。而“七”,则位于五、六与八、九四个完全不相同的形貌数码之中,它的属性特征表示为横、竖之合。那么,这些数码的表达,寓意着一种什么样的数学理念的认识呢?这些数字所表达的人类对自然界变化的认识,展示出一种什么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呢?我们可以把甲骨文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为两组:第一组为一、二、三、四,第二组为一、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得到两组图形的组合:
数字结构逻辑相同.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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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结构的同异相对.jpg
这一组数字组合的数字结构逻辑显而易见是采用了相同抽象结果的统一表达方式形成的数字堆栈关联关系。每个数字中的笔画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统一性。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6010.png
甲骨文字中的“一”与“十”,分别是用横、竖两种不同的属性来进行表达的。一为横,十为竖。两种符号有同有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是直线。不同的是一个是横,一个是竖。表达出了属性的“同异”相对性。而数字七,则表达出了这两种属性相对性的二合而一。即,有横有竖。可以称为横、竖两种属性的组合,或者两种不同属性横、竖的统合,或者称为综合。甲骨文中的数字七,与端午中的“午”字彼有相似之处。而且,所处的位置恰好在横与竖的中央位置。从甲骨文的形貌表达属性的构字逻辑来讲,无论从中端的位置上横竖对“直” 属性共性表达,还是横竖个性的表达,它都具有不偏不倚的中正性。那么,在这三个数字之间,还有四个数字:五、六与八、九。它们都表达出了互不相同的各异属性。为了更鲜明的表达它们之间的属性相对关联性,我们列一个表格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属性相对结构性:
数码结构的倾倾之反.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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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第二组数字“一、五、六、七、八、九、十”中的“五六、八九”,出现了用形貌表达的属性“倾倾之反”。而且,其形貌表达的内容虽然笔画简单,但是,却寓意非常深刻。甲骨文原始数码的“一”与“四”之间形成的相同属性的特征事物的堆栈来认识数字的认识方法,从初始的“一、二、三、四”,到“一、五、六、七、八、九、十”,则应该是一个数字认识方法与认识成果之间形成的一种数理表达上的飞跃,或者说是知识领域中的升华。这种升华,应该是与河图洛书的数理结构框架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数理渊源关系的。而这种渊源关联关系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是由于中国古人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发现了“端午术”,并且,把“端午术”提升到几何分形的高级认识阶段。为从“河图洛书”时代,走进“天圆地方”时代,奠定了属性数学的基础。因此,中国钟鼎文化时代古科学知识体系的诞生,完全是产生于甲骨文表达的属性数学基础上的。
七十七、
流传到现代的苏州数码,与甲骨文中的十个自然数字码之间,有相同也有不同。
那么,这些不同是不是也与“端午术”认识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呢?
为了说明方便,我们把这两个数字字码与现代汉字字码作一下比较:
甲骨文数码与苏州数码和汉字数码的异同.jpg
甲骨文字码、苏州字码、汉字字码之间,有很多相同与不同之处。
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这三种字码之间的关联关系呢?
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三种字码产生的时代。
甲骨文字码,可以肯定的来说,是诞生在甲骨文时代。也就是说,它肯定是诞生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前,漫长的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形成。
而苏州数码能在漫长的封建文化垄断的两千多年中顺利的流传到现代,除了它具有计算方法与计算技术上的实用性之外,就是从构成理法上,一定要与《易经》所宣扬的“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逻辑要相一致。
而汉字所产生的汉字数码字,则是在商周文化断代后的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所以,汉字在构成理念与结构方式与方法上,结束了商周文化断代与秦朝强制推行的文字统一时,因缺少具体的造字理法而造成的文字与属性数理、形貌属性表达上的统一性。遵循古代圣贤总结的“六书”法则,对中国古老的文字体系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至今,世界范围内仍然习惯把中国文字称为汉字。汉字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纯粹指汉族使用的文字,而是汉朝开始推行与始创的文字体系。准确的说,汉字在汉代已经是多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官方规定的文字。把汉字说成是汉族文化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它应该是汉代中原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汉字文化自其产生开始流传到现在,主要是它承载了中国悠久的钟鼎文化内涵与博大精深的意境。尤其在数码的丰富表达体系中,除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外,还有天干地支的甲子数。“河图洛书”的珠算数码结构框架,使中国的计算在算盘作为工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那么,这些不同的数码都反映了中国古人是怎样认识到自然数的呢?
自然数是用来描述自然的。自然之中,气象万千,万类自由。
而用以表示事物个数或给事物编序的数,即1、2、3、4、5、6、7、8、9…,能描述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大自然吗?
西方数学的数字认识是由1开始逐次加1而得到的。现代,甚至把“0”也归属于自然数中。还可以用“皮亚诺公理”的形式来定义它,称为“正整数”。
那么,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皆可以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吗?
众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事物是有相同有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不仅仅是存在可以高度抽象为完全不同,而且,也可以抽象为各有不同。甚至,完全不同(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那么,如何用自然数来表达它们之间的相同与不同?如何来通过数字关系的表达,来展示世界万物之间的异同规律呢?
表示相同的条件,是必需有两个可以抽象为相同事物的属性数码。我们把它表示成“二”,或者“丨丨”。
那么,如何表达两个抽象结果不相同事物的属性数码呢?
它的产生条件,也同样需要代表两个不同事物的抽象数码。我们把它表示成“一丨”、或者“丨一”。如果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则可以表达成“十”。显然,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有同有异。这样,数字二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它产生了五个数码。我们把这五个数码称为属性异同表达的五种基础认识。
也就是说,数字“二”,应该存在五种不同的数码。如果我们把这五个数码排列成一个数列,则可以得到:丨丨、丨一、十、一丨、二。
在甲骨文中,“刂”表示“刀”,“二”表示“上”,而把“二”颠倒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下”,“十”表示“甲”。“丨一”与“一丨”,一对典型的形貌“倾倾之反”。而“十”字,则可以通过属性几何分形学,把它看成是“倾倾之反”“运动抑扬”之后形成的“端端正正”。所以,甲骨文以“十”为“端午之始”,“甲”也。甲骨文天干地支中的“甲”是唯一的独字,表达“甲”者无同,“甲”者无异。而其它干支数码都是有同有异的多形貌表达。所以,它们都具有多种类。这就是干支数码除了“甲”之外,并非唯一的根本原因。
在甲骨文中,异形貌字是一种表达属性异同、形貌异同的重要手段。自然也会应用在甲骨文时代的数码之中。所以,数码字的符号解释,应该与甲骨文一样,同样承载着甲骨文时代的属性数学几何的分形理论,同样与甲骨文构字逻辑体系是相通的。
那么,我们从甲骨文数码与苏州码子、汉字数字码之间,又能发现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属性数学思想与数字的认识方法呢?
七十八、
中国古代属性数学对数字数码的知识体系表达,与西方现代数学理论体系中对数字认识的方法表达不是在同一个认识层面之上。因为,中国古代属性数学对数字的认识,并不是在“皮亚诺数学归纳法”确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正整数,而是具有异同属性关联关系表达的深刻意境的自然数。
那么,正整数与自然数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通过汉字数码、汉字前流传下来的苏州码子、甲骨文数码三种数字的结构性,就可以从中国字结构方式的变迁过程中,解读出中国古代属性数学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变迁。
在《易经》后“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这段话对中国的数字数码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可以这样来认识:一、二、三者,横之相同堆栈形成的积累。一为一个独立的横,二为两个横的堆栈,三为三个横的堆栈。它们都可以用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的属性特征---“横”来进行数字相同属性的抽象构成。只要是具有“横”属性的事物,都可以高度抽象为相同的属性“横”表达而进行数数。因此,数数的形貌特征抽象与横属性的一致性表达,是中国数字认识产生的最基础源泉。
那么,“万物”应该作何解释呢?
中国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万物统指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宇宙中的所有事物之间,气象万千,本同末异,乍同乍异,自厝异同。所以,远古时代的人们经历了“三棘六异”、“三翮六翼”之变而铸就“九鼎”数字之识。
中国的自然数之所以称为“九鼎之识”,就是因为它有“九数”。在“九数”中:“一、二、三”皆为同属性形貌表达的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数字堆栈;“四、五、六、七、八、九”则表达了万物之间的“六殊六异”。故诞生了十二地支之数(十二属相)之学。天干之数,有“三同六异”之“九鼎”之合而产生横、竖属性之倾倾之反、更相动薄。而十二地支之数,则在进一步表达万物之间的“六殊六异”之变化规律。
本者为源,末者为流(末流)。本、末借指对某事的完整记述。但是,同一“本原”,并不可能都共而同“末流”。所以,本、末之间的关联关系,就形成了同一“本原”而派生出来的“末流”则有所不同。
那么,自然数如何通过本、末的完整次序变化,来表达本、末的异同关联关系呢?如何在本、末变化过程中,找到来、去属性的认识端点呢?
甲骨文中的十进制自然数字表达体系,则揭示了人类如何走进“端午节”认识的数字逻辑展示出来的道理。
甲骨文时代的数字数码认识,与《易经》之后流传下来的苏州码子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在苏州码子中,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体系:“〡、〢、〣、〤”与“〦、〧、〨、〩”。万物可以表达成阴阳两种属性的“乂”、“攵”。而“乂”、“攵”的“端午”之中为“〥”。阴阳属性(“乂”、“攵”)的二合而一,则为“十”。显然,这是“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数理思想表达。
但是,甲骨文的数码知识体系所研究的内容与所表达的内容,则是以一个相同的四堆栈属性为“道”,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象而生万物之六殊六异”。“四同六异”之法而成天干之数,“六殊六异”之法则成地支之数。故有干支数字表达的法则诞生。
三生万物与四生万物,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数学方法,远古时代把认识世界的数学方法称为“道”。“道”为“首之走”,“道”为“走之首”。其意境的解释,就是用运动的观念去认识运动的世界。运动的观念为“首”,去认识运动的世界为“走”。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去认识变化着的世界需要一种适应变化的认识观念。这里的“首”,是变化的认识观念;“走”,是去认识变化着的世界。
伏羲先天八卦的四象四版本卦象变化体系,与《易经》后天八卦的阴阳两种卦象变化的改变,都是可以用自然数数码的结构性来对形貌与属性关联关系进行充分表达的。而这种关联关系的变革,正是商周文化断代的本质。因此,甲骨文的断代与中国古代属性数学的断代,是有着密切关联关系的一个历史事件。
在商周文化断代三千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重新通过对甲骨文的挖掘与探索,来考古《易经》前的中国远古文字发展史。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对甲骨文的挖掘与探索,找到甲骨文中中国古代属性数学博大精深的知识内涵。因此,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历史研究问题,而应该是重新挖掘与探索它蕴藏着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理念与源远流长的数学内涵。
七十九、
从甲骨文数字、苏州数码、汉字数字三个不同的数字序列中,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属性关联关系所表达的人类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方法的一种连续性进步。同时,也通过属性关系的表达,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数学基础理念的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
三个数码体系对数字认识的方法与表达出来的规律性之间是有殊异的。它们与西方数学中的“皮亚诺数学归纳法” 的数字认识方法有所不同,表达数字序列的结构性也有不同。而在这些不同之中,最重要的关键认识问题,就是完全把用数码表达的事物抽象为绝对相同,还是认识到它们之间即有相同又有不同。
阿拉伯数字数码:1、2、3、4、5、6、7、8、9、0。其中,含有笔画为“丨”形貌的除了“1”之外,还有“4”。而其它数字都是由曲或折笔画构成的。与圆笔画“0”有关联关系的则有“0、6、9、8”四个数字。而且,“6、9”是可“左右旋转”达到互生的数字(6旋转半周可以变成9,9旋转半周可以变成6)。“2”与“5”,则是一对“前后翻转”可以达到互生的数(“2”翻转半周可以变成“5”,“5”翻转半周可以变成“2”)。“3”与“0”,都是“8”的一半。只不过,“3”是“8”的左右二分之右,“0”是“8”的上下二分之一。但是,数字“3”具有“8”二分之后的确定性,而“0”对“8”的二分则不具有上下位置的确定性。
所以,阿拉伯数字中的“8”,应该是一个全息形貌属性的统一综合表达。现代电子数码显示器采用了“三横四竖”的两个方形的数字显示,就可以全息的表达十个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形貌,其属性的原理则可见一斑。
可以用下表来表达阿拉伯数字的形貌属性关联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0

5倒
8右
有1
2倒
9旋
无1
0合
6旋
8分
显然,“4、7、1”是三个关联关系不明显的形貌结构:4中有1,7中无1。
经过对阿拉伯数字的形貌属性进行分析后则会发现:与数码“1”有关联关系的只有“4”;而与数码“0”有关联关系的则有“6、9、8”三个数;而与“8”有关联关系的数码除了“0”之外还有“3”,它们都是“8”的一分为二;“6”与“9”,是一对属性相对的一组数码;而“2”与“5”,则是另外一对属性相对的一组数码。
因此,可以得到:“1”与“4”有同有异;“7”与“1”有异无同;“1”与“4、7”,则形成了“有1无1”的新属性关联关系。
这样,就可以把阿拉伯数字划分为三个形貌属性关联体系:第一个体系是2、5形成的倒正的翻转变化关系;第二个体系是“1、4、7”形成的“有1无1”的异同关联关系体系;第三个体系是“0、9、6、8、3”形成的“0”具有上下的随机性、“8”是两个“0”的二合而一性、“3”是“8”的一分为二性。这样,阿拉伯数字就变成了三个属性关联关系体系交织在一起对自然数的统一序列表达。它们之间,彼此都有自己的正反、异同、分合、随机与唯一。
由此可以看出,阿拉伯数字所表达的属性,没有相同只有不同。它所表达的世界、宇宙、自然之间的属性关联关系,是完全不能抽象为一个共同的属性特征来数数的数码体系。直线认识“1”,则是这个多属性不相同数列的起始项。而其后的所有数码,都是彼此具有相关关联关系的特殊性表达。所以,阿拉伯数字体系,是一个无法抽象为完全相同属性的集合。因此,它的形貌属性表达与西方数学中的“皮亚诺数学归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西方数学把阿拉伯数字拿来之后,对阿拉伯数字在形貌结构上所展示的属性结构规则性,并没有做出任何说明与表达。相反,在西方数学对它还进行了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事物的新解析。西方数学虽然使用了阿拉伯数字,但是,并没有用几何学的形状结构与数字代码的形貌属性结构理论,来对阿拉伯数字作出属性逻辑化的统一表达,而是走进了序列化数码认识的量值数学轨道。它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皮亚诺数学归纳法”形成的数字认识障碍造成的。因为,“皮亚诺数学归纳法”,只应该适应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数码“丨”。所以,与其形貌属性完全一致的数码体系应该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只有这样的数码体系,才能满足皮亚诺数学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证明与正整数“n”有关的命题成立的唯一方法。一般地,皮亚诺数学归纳法证明一个与自然数n有关的命题P(n),有如下两个步骤:
(1)证明当n取第一个值n0时命题成立。n0对于一般数列取值为0或1,但也有特殊情况;
(2)假设,当n=k(k≥n0,k为自然数)时命题成立,证明当n=k+1时命题也成立。
综合(1)(2),对一切自然数n(≥n0),命题P(n)都成立。
而在阿拉伯数字中,十个数字之间并没有任何可以表达高度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数字堆栈过程。而是使用了没有一个相同数码的古老的阿拉伯数字符号。
西方数学的数码认识方法,与阿拉伯数学的数码之间,在符号表达的属性形貌关系上,根本不能属于同一个知识体系,更没有共同的形成过程。所以,阿拉伯数字并不能恰如其分的展示出“皮亚诺数学归纳法”中所展示出来的道理与逻辑证明。
相反,这种用不着进行抽象的表达,对世界上万物皆不相同的本质进行展示的数学认识方法,恰恰是人类在没有抽象认识方法产生前,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通过特色属性形貌进行分类表达的最原始数学认识方法。在这种最原始的条件下认识到的属性形貌特征中建立属性相对性认识的过程,则是人类数学的最原始内容。
也就是说,阿拉伯数字产生的年代,应该是以无抽象表达的“圆”认识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法的时代产生的最原始数码。
那么,阿拉伯数码与中国的甲骨文数字、苏州码子、汉字数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八十、
通过比较中外数码、比较古今数码,则进入了一个数码认识的四象属性关联关系的认识状态之中。从比较中外古今数码的异同中就会发现“中古、外今、外古、中今”四种数码的新异同关联关系:“中古与外今”、“中古与外古”、“中古与中今”、“外今与外古”、“外今与中今、“外古与中今”。这是六种数码关联关系的相对、相反、相变、相通的一个知识体系。而认识这六种数码关联关系体系的方法,则是共同的比较它们之间的数字认识理念、方法、表达技术等三方面的自厝异同。
在人类对数字的认识历史中,曾经有过许多种不同的符号表达系统。其中,有的被流传了下来,有的失传了,有的被记录了下来,有的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有的被刻在石头上,被现代人发现后竟然不知道是表达什么的符号?
那么,这些数字数码的产生又是依据什么样的数字认识理念产生的呢?
由于封建文化追求“文功武治”的发展方向,数学及算学淡出了文化应用的主流科目,甚至,淡出了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内容。在封建迷信大行其道的历史时期,数字与数码竟然蜕变成了预测吉凶祸福的工具。因此,对数数、记数、识数、算数的理、法、术研究,也被荒废。“用则宝,弃则废”。不再被使用的东西,自然就失去了流传与传播的渠道。没有应用,就没有发展;不被使用,就逐渐而被人遗忘。这也是中国远古属性数学在商周文化断代中失传的最根本原因。
通常,产生数数、记数、识数、算数的知识体系形成的地区与民族,都是有一个漫长的古老文化发展历史,都有一个数数、记数、识数、算数的发展过程。
其实,数数与识数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内容。因为,不识数就没有办法进行数数。所以,最简单的识数标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数的,什么是不可数的。而数数与记数也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内容。数数得到的具体数字,要通过一种自己认识的符号记录下来。所以,对这种符号的识别,也是一种识数的内容。怎么样数数,怎么样记数,都涉及到必需识数。所以,数数、记数、识数、算数四个过程中,识数,是数数、记数、算数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认识环节。
对于从远古流传到现代的各种数码,都应该找到认识它的方法,探索与挖掘出当时产生这种数码的理论依据。可是,真正作到这些并不容易!
如十进制正整数的数码表示法,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不同的数码表达体系流传了下来。人类也比较容易的可以从这些数码中找到这些符号的组合规律性与所表达的数字内容。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成为替代数学发展为主流的时候,认识事物的方法出现了规则化、制度化,甚至,进入绝对化。因此,若想在不同的数数法则形成的记数体系中找到它的原始识数规则,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西方数学发展到现在,只在算数上进行唯一方向的突破,而在数数、记数、识数等基础数论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仅展示出发展创新的缓慢性,甚至,可以说始终被“皮亚诺数学归纳法”困惑而无法进步。因为,“皮亚诺数学归纳法”所展示出来的数数、记数、识数逻辑体系,不仅仅与阿拉伯数字数码的数码形貌属性无法统一认识,就连与古罗马数字都无法等同于一个认识水平层面上。
为此,需要对“皮亚诺数学归纳法”与古罗马数字的关联关系进行一下属性形貌化的进一步分析。
古罗马数字体系:“Ⅰ、Ⅱ、Ⅲ、IV 、Ⅴ、Ⅵ、Ⅶ、Ⅷ、IX、Ⅹ、Ⅺ、Ⅻ……”。
古罗马数字的数码似乎很符合“皮亚诺数学归纳法”。但是,它与纯粹的“皮亚诺数学归纳法”所产生的数字表达符号“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有这样几个特点:
1、“Ⅴ、Ⅹ”两个符号,“Ⅴ”表示“丨丨丨丨丨”、“Ⅹ”表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2、“IV 、IX”两个符号,“IV”表示“丨丨丨丨”、“IX”表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显然,“IV 、IX”两个符号在整个数列中是违背“皮亚诺数学归纳法”的。“IV”表达的数码符号内容,并不是表示“丨丨丨”再加“丨”,而是“丨丨丨丨丨”减“丨”;“IX”表示的数码符号内容,也不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加“丨”,而是表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减“丨”。两个符号从形貌认识与属性认识上,都与“皮亚诺数学归纳法”相驳。
那么,这样的数字符号的数码应该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识数逻辑下产生的呢?
与苏州码子(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十)进行一下比较,
二者有两个数码段是相同或者是相似的:
一是:苏州码子“〡、〢、〣”段与罗马数码“Ⅰ、Ⅱ、Ⅲ”段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二是:苏州码子“〦、〧、〨”段与罗马数码“Ⅵ、Ⅶ、Ⅷ”段的符号虽然区别很大,但是,从结构特征上来看也是极其相似的。尽管二者存在横(“一”)竖(“丨”)表达的不同、点“丶”与折“V”的符号差异,但是,它们表达的分段量值结构性却是相同的。
而剩下的四个数码:“〤、〥、〩、十”与“IV 、Ⅴ、IX、Ⅹ”,则表现出了形貌上的毫不相同。但是,它们虽然在形貌表达上存在毫不相关的关系。可是,在属性内容上则却展示出了非常相同的一致性:罗马数码“IV、IX”在数码数列中表达的是两个与“皮亚诺数学归纳法”相违背的数字结构性,苏州码子“〤、〩”则表达的是这个数位上的数码具有“乂”的变化性与“攵”的相反变化属性。它们都是一个特定的变化过程。在这个变成过程之后,数码变会产生新的变化内容,即,产生了数码“Ⅴ、Ⅹ”变异与“〥、十”的数位性。
所以,罗马数字与苏州码子都有十进制的“整数位”与“半数位”(五进制)的表达功能。
什么是“半数位”呢?
在十进制数字数码中,用“五”来表达数位的一半就称为“半数位”数码。在苏州码子中用的是“〥”,而在罗马数码中用的是“V”。
在中国传统数字算法中,“半数位”表达数码被应用在珠算计算方法上,展示出来了极大的方便性与快捷性。并且,发明了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的珠算口诀。这些口诀为人类的算术发展作出了极大的、奠基性的作用。至今,在西方常规算法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口诀被应用的身影。从这点上说,人类数学的起源,无论产生了什么样的数码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属性”最基础的起始认识上的数数、记数、识数、算数体系上的。

发表于 2019-9-16 11:05: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朱亚东,沉淀于喧嚣都市的艺术家
都市道人  张国明

    朱亚东先生系朱熹后裔,现为上海市静安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已过耳顺之年。他的书法艺术得到同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其书法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与人文内涵,大致可概括为四大文化元素。
    元素一:“童子功”是朱亚东书法艺术的基础。
    他六岁习书,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天赋。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勤学苦练、乐在其中;一方面在学校的美术书法课中脱颖而出,深得师长赞誉:一是临摹逼真;二是骨架端正;三是线条遒劲。苏东坡幼年时代,其父苏洵,背着儿子,在朋友面前也是这么夸赞苏东坡的。这就是天赋,具备了未来成就书法艺术的“根性”。
    与苏洵一样,父亲朱志康亦是朱亚东先生幼年时代的书法启蒙老师,至今朱亚东先生还记得父亲的教诲:“书法有三忌:一忌俗,二忌油;三忌无个性”。天赋加勤奋,勤奋加积累,积累再加人生感悟,一代书法名家,就这样诞生了。书家半路出家的数不胜数,但书家始于“童子功”,并且有着深远的家族文化传承,一直坚持到晚年的,寥如晨星。
    元素二:朱亚东书法中的儒学涵养。
    朱亚东先生祖籍镇江儒里,是宋朝大儒朱熹嫡系子孙,或许,正是承继了朱熹的血脉与文化基因,朱亚东先生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加持力”,其核心便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仁”,外化为书法的形与意,即“柔中有刚,媚含劲骨”。朱亚东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渊源,有着很深入的理解。他以为,六千多年前,在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中,出土的类似文字的彩陶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国秦朝广泛使用的小篆,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先河;汉代的隶书,尤其是汉代张芝创立的草书,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意义。他认为,中国历代书法大师的书法精髓都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而杜甫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两句诗,高度概括历代书家两大共识:一是书法艺术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心”写的。二是书法艺术的创新,要借助师承古法的“跑道”,一忌媚俗,二忌油滑。
    朱亚东先生很赞赏草圣张旭的观点:“熟能生巧,凡事皆然。书未熟而专事离奇,魔道也。弄巧成拙,不如守拙。”诗仙李白的出口成诗,倚马可待的仙风道骨,深入人心,但没有人会去关心李白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苦读时光,即使到60岁了,在浔阳的监狱里,李白还在看《留侯传》。对此,朱亚东先生深有感触,真正的书法艺术,同样需要经历“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磨炼和修为。朱亚东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台下功夫”已然成就了他笔墨中暗藏的“刚毅”与“劲骨”,与儒家文化浑然一体,刚柔并济。
    朱亚东20出头就在上海市书法界崭露头角,先后举办了多次个人书法艺术展,得到了谢稚柳等老一辈艺术家的高度赞赏和悉心栽培,同时,朱亚东还在多部影视剧里,为剧中书法艺术家展示其精湛的书法艺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收藏了朱亚东的书法作品。前辈名家和中外书法粉丝们,给予朱亚东书法艺术总体的评价是八个字:外儒内佛,外法内圣。
    元素三:朱亚东书法中的道学义理。
    朱亚东先生的书法艺术,在承继古人的同时,还有创新,被公认为“六体书杰”。有趣的是,一位来自青城山的道家长者,有缘鉴赏了朱亚东先生的书法作品后,用道家的眼光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是集中体现了《易经》中的“谦卦”,谦卦的卦辞是:“亨,君子有终。”意思是“谦虚的君子,人生吉祥”;二是楷、行、草、隶、篆,对应了太极“五行”;三是汇集“三气”:福气、财气、运气。朱亚东书法中的“厚重”象征“福气”、“轻灵”象征“财气”、“端庄”象征“大气”。
    道家非常注重一个“气”字,认为朱亚东的书法艺术,游走温润,落笔含蓄,虽张扬个性而心性恒定;虽悬针滴露而谦恭不变。宅心仁厚中,展现出仙风道骨;飞龙游凤中,稳稳地落地生根。很显然,道家通过《五行易传》对朱亚东的书法艺术进行阐释,告诉我们,朱亚东书法艺术不仅展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术”,更能因人而异,输送的是一种“道”。
    元素四:朱亚东书法中的佛家禅意。
    许多熟悉朱亚东先生为人处世的朋友认为,他的书法内涵佛家禅意,且主要来自两个伟人的启示:一是六祖禅宗,二是毛泽东。六祖禅宗把印度佛教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了“顿悟成佛”的佛教中国化的“禅宗”;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之路,叫“毛泽东思想”。两个伟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在扬弃中吸收精华,在适应中融入个性。朱亚东书法艺术,既有六祖的“禅悟”,又有毛祖的“元神”。品鉴朱亚东先生的书法,有三大鲜明的佛家禅意:
        一是“内敛与狂放的内在和谐”
    朱亚东书法艺术给人最鲜明的感受有三:1、内敛不拘谨,狂放有章法;2、字字有出处,笔笔却不同;3、儒道有法度,佛韵含禅机。
        二是“入世与出世的艺术转换”
    朱亚东书法艺术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出世”的精神创作,用“入世”的审美品评。
        三是“着相与离相的精神超越”
    朱亚东书法的“字”虽着相,“神”却离相;“字”有佛缘,“神”有慧根;“字”成大器,“神”积功德。
朱亚东书法艺术,在“童子功“的基础上,历经岁月的不懈打磨,融入了儒释道的传统文化元素,使得他个人的艺术视野达到了非常卓越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其书作受到了中外名人、著名机构和书法爱好者广泛收藏和追捧的主要原因。总之,爱好者说,朱亚东书法看着就“养眼”,爱好者欢喜;财神说,朱亚东书法“圆润豁达”,财神欢喜;儒家说,朱亚东是“六体书法”的大家,儒家欢喜;道家说,朱亚东书法契合“道法自然”精髓,神欢喜;佛说,朱亚东书法透射出“因果善缘”,佛欢喜。  
                          二O一九年五月于上海
发表于 2019-12-1 02:38:41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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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06:47:3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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