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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研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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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8 23:30: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周青良 于 2014-4-18 23:44 编辑

三十一、
单纯的数字组合,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涉及到用甲骨文时代的“九数”理论来认识这些组合的属性表达内涵,则就难的多了。
为了更有利于对钟鼎文化时代的“九数”知识体系的进一步了解,先要介绍一下这个问题中的“一人”问题。
一字是数字,人字是名数。一人是一个数字与一个名数的组合。因为,“一”与“人”,在现代西方数学的认识方法中,一人就是一个人,所以,“一人”就是一种唯一的量值表达。
但是,在甲骨文时代,“一人有四象”则是最起始的数学认识逻辑。
那么,在数学范畴内,这个四象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依据甲骨文“人”字的阴阳属性定义与数字一的阴阳属性定义进行了阴阳生四象的“一人”组合,得到了下图:
“一人”四象.pn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5440.png
由此图中表达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一人”表达的数量性虽然仍然是一个人的量值。但是,它所表达的属性分类,已经扩展到整个人类中的四种属性不同。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讲,它在人类的四种分类中,只能是唯一的一种,不可能具有属性的双重性。这种数量性与唯一性的统一,则是属性数学中继续研究它的关联关系组合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甲骨文中的数字一,与现代西方数学中的数字一相比较,它不仅仅是数目,而且,还表达一种属性的唯一性。
在端午认识世界的方法产生后,数字一则产生了属性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端午节点的变化性。它不单纯是表达数字一的存在,而且,还表达“倾倾之反”相对性的存在。并且,对于数字一表达的具体事物而言,它又产生了相同事物之间属性个性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讲,它只能具有四象之一的属性,而且,只能具有其中一象的唯一性,而不能同时具有四象内容中一种以上的属性。这种数值与数字、数性形成的唯一性关系,就是属性数学中特有的数字观。而这种数字观所展示出来的四象,又是人类的一种共性。任何人都不可能超出这个属性限定的四象之外。也就是说,四象具有人类群体的全息共性。
在所有人构成的群体中,一个人是一个最小的数字认识单位。但是,四象中的四种唯一属性构成的四个“一人”关系,却可以包括所有人群的全息性。任何一个人在全息四象中,都只能具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唯一性。
由此可以看出,属性数学从一到整体的认识,并不需要数字一的一个一个的相加,再由无限大的数字无穷尽来表达一个数学事物,而只需要有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两级相对事物的数字一认识形成的相对性存在,这个整体的全息就可以用四个一来进行完整无遗的表达。所以,钟鼎文化时代就产生了一句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当然,这种“一人”形成的四象关联关系并不是只有阳刚、阴柔与男人、女人两组相对属性产生的四象性。也可以用掌握端午术与不掌握端午术、健壮与虚弱的“一人”四象来进行属性四象分类。
四象生八卦,八卦继续四版本的变化所产生的全息四象整体共性的属性结构性,从数字角度来认识它的时候,就进入了十二属相、二十四节气的新认识层面。
三十二、
倾倾生两晌,两晌出中午。一端出四午,四午生正中。四午再四象,四象三焦则十二时辰出焉。正午定,四方出。正中生四方。时空一体化认识则形成体系。这是中国钟鼎文化时代应用“端午术”产生的时空历法知识体系。也是甲骨文所展示给我们的“天人合一”知识体系。
天,表达一时空、一世界、一宇宙、一自然形成的四象关联;人,表示通过对属性的观察与归纳,通过端午属性数学知识体系认识到的四个知识层面。一个是人类生存环境中固有的客观世界,一个是人类认识归纳总结产生的知识体系。二者之间,互为表里,相对、相反、相变、相通。“天人合一”,是人类属性认识全息与大自然属性规律全息二合而一的端正表达。
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与大自然属性规律无法进入二合而一境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数字的数学知识体系得无端性造成的。皮亚诺数学归纳法无法找到整数数字的无穷大与无限大。甚至,对“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的全息性都无法通过数字的全息化进行表达。
“天人合一”并不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与人关系的一种观点,而是属性数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全息认识方法,是认识个体与全体关联关系、分体与整体关联关系、具体与总体关联关系的方式与方法。
从数字的数量认识形成的体系关系来讲,如何用数字的个体有限性来描述全体数字的无限性,则是现代西方数学中的坐标体系所无法理喻的一个难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无法找到所有数字个体构成的全体。
数字是可以在不断的递增状态下走向无限大与无穷大,也是可以在不断的递减状态下走向无限小与无穷小。认识这些问题的例子,就是“一尺之棰”、“一尺之簧”、“一尺之苗”的“三尺问题”。
“九数”理论,在五行认识之后,需要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去继续向更高深的知识层面进步。所以,个体与全体二合而一、分体与整体二合而一、具体与总体二合而一的认识方法,就变成了钟鼎文化时代的一种特殊追求。
人是天地之间一个生命个体,天是天地人三合而一的一个全体。如何解决认识范畴中具体的“人”与总体的“天”之间形成的个体与全体的关联关系问题,如何用属性数学来对这种关联关系作出最恰如其分的表达,是天圆地方、周天历度科学发展时代科学知识进步的主要方向。
钟鼎文化时代的“天人合一”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人类对大自然中运动抑扬形貌的观察,对更相动薄事物的数学方法化的认识。并且,由这种认识升华为一种“周天历度”知识体系。进而,又通过建立的“九数”数学理论,来认识个体与全体的统一性、分体与整体的统一性、具体与总体的统一性,形成了人类最高知识境界的一门不可多得的学科。甲骨文,则是对这门学科的最一般知识作出了完美表达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系统。
当然,这个知识系统的形成,与甲骨文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不同的发展时代无数智者的努力与奋斗。文字的变革,也经历了石文、绳纹、陶文、钟鼎文、甲骨文的发展过程的自然变革。
中华远古文明发展到了甲骨文时代,其文化知识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与完善了。其中,对天与人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属性数学的最高境界。尽管盖天论、喧夜论、浑天论等对天文研究的成果,已经在商周文化断代中完全失传了。但是,它遗留下来的历法知识体系在商周文化断代后,仍然精准的表达并不可或缺的促进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耕生产的稳定发展,仍然保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生产生活方式。
《易经》后,封建垄断文化对这个知识体系进行的篡改、垄断,形成了天子“君权天授”的文化断代变迁。并用八百年天下独传《易经》一书的文化浩劫,把中国传统文化坠落到众神分治的一个“神、仙、佛、人,妖、魔、鬼、怪”共存的特殊封建迷信文化时代。饰智矜愚,成了封建统治者“愚民”的主要手段。导致数千年来民间的泛神论流行,信神、信仙、信佛,甚至信妖、信魔、信鬼、信怪、……。因为失去了“天人合一”的知识体系,才走进了“不知真理为何物的”文化愚昧落后的黑暗时代数千年而不能自拔。如今,更是坠落到只能跟在西方现代科学后面“爬”的悲惨地步。
三十三、
甲骨文,是在“天人合一”的属性数学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数理、属性、形貌与人类思维意境完美的知识四象合一基础上的古文字体系。正因为它的形成,并不是与单纯对语言记录的拼音文字走的同一文字产生途径,所以,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之间,会产生不同的读法。这种不同的读法,在中国范围内,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方言。在国外,如古朝鲜、古日本,则形成了读中国字的外国语。所以,我们在对解开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大量刻画符号之迷的时候,提出了认识这些文字的三个必备条件:
1、了解甲骨文字的笔画、字根、字元、字的组合术。
2、了解字词的组合方法与表达先天八卦中一般知识的能力。
3、了解先天八卦知识体系的一般知识表达方式与“端午”认识论与方法论内涵。
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拼音文字的符号只是表达语言中的音符,而中国文字则是对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中一般知识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式的综合表达的认识问题。
对于拼音文字来讲,没有语言的存在,就不会产生文字。而对于中国文字来讲,则是没有“天人合一”的知识体系,就没有中国的属性文字甲骨文的产生。所以,拼音文字只是对语言的记录符号;而甲骨文,则是对“天人合一”知识体系中表达一般知识的符号组合,并承载了这个知识体系所展示出来的远古文明。
从清代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首次发现甲骨文符号,到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再到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殷墟的考古挖掘,一个被断代了三千年的中国古老文字系统被揭开了研究的序幕。
之后,又发现了距今有五千年历史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大量刻画符号之谜,发现了距今有七千年历史的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双墩密码”。于是,我们可以把它串联成一条时间形成的关联关系:三千年,五千年,七千年历史的漫长演变。
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比七千年前更古远的文字符号存在证据,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从这些文字符号的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对“天人合一”的属性数学知识体系一般知识表达能力的逐步提高性、进步性、完善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属性数学发展过程,与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中国远古属性数学认识过程梳理出一个进化的脉络。然后,在这个脉络的不同位置,找到文字符号与其相适应的思想方向性、思维相对性、意识的形象性。
文字的发展,与人类的科学知识进步是分不开的。随着人类知识的提升,“天人合一”知识体系从盖天论、喧夜论进步到浑天论。社会由石器时代、陶器时代进步到青铜器钟鼎时代。生产方式由采集野生食物、狩猎,进步到耕种与饲养。文化知识也从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进步到周天历度。属性数学也同样由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进步到六气、七阶、八卦、九宫,进步到干支系统之法。
因此,无论从属性数学发展的角度,还是文化知识的广泛性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文字符号对这个不断进步的知识体系一般知识的表达,都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这样,对于我们如何来识别钟鼎文化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就提供了一个可系统性综合研究分析的新环境。
在这个识字的新环境中,任何简单的因果关系判断,都不可能准确的对文字的进化产生系统性的归纳;任何拼音文字逻辑的论据,都会对在属性数学逻辑进步条件下甲骨文进化过程的认识进步分道扬镳。因为,知识符号与语音符号之间,有着最本质的区别。
语音符号的产生,必然依赖于语言的先行存在。而知识符号,则必须产生于人类认识时空、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认识自然逐步提升过程中的认识方法发现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认同。
如果单纯地去证明这些古老的符号是否是记录了语言,那么,自然就会按拼音文字推理逻辑。如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介绍: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个符号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它往往会有一种成组的符号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我们可以反推,一般成组按顺序排列的符号,往往会形成一个表达系列的意思,前后有一个连接,当然这个连接完全是从语音上和语言能对应上,那么它就是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除此之外,要判断一种古老的符号能否成为文字,还有其它一些衡量标准。黄德宽介绍:首先有没有城市出现,这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一般要五千人以上才叫一个城市。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了固定的居住点。而城市当然就得有建筑,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型的仪式性建筑,比如祭祀性的建筑出现,说明它的意识形态就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文字符号在遗址中出现,同时所在的遗址有大量的建筑物,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可综合判断。
两种判断都是综合判断。那么,哪种判断更科学些,更符合甲骨文的文字体系的本源认识呢?
三十四、
通过探索已发现的甲骨文字符号与语言的关系,来证明甲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显然是拼音文字的分析逻辑与探索方式。
若是拼音文字符号的鉴定方式,首先要确定有一个语言环境的存在。但是,这个语言环境并不可能保留到今天。因为,数千年前的语言只能是一种声音,任何声音都只具有即时可听到的有限空间传播属性。任何强大的声音也只有瞬间性,不可能保留到到现在。
退一步说,如果声音只产生而不消失的话,那么,数千年的所有声音汇集到一起,就会如同一个乱哄哄的万人同时发声的会场一样,谁也听不到谁的声音。更无法分辨哪个声音是数千年前的,哪个声音是数千年后的?甚至,现在的语言都在这种混沌的声音中无法传递。
正是因为语言具有声音产生与消失的舜间存在属性,才能使每个人的不同意图通过自己的语言进行表达与传递。所以,语言声音存在的一种特殊属性,就是它在空间中传递是具有产生与消失过程的时间性的。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说的内容讲完了,另外的一个人再进行表达,是语言次序性存在形式。而两个人同时都在说自己的话而不顾及别人的语言次序的时候,就是吵架了。
语言的声音属性是具有产生与消失的次序性的。并且,依据这个规则在空间进行交替传递。这种传递又决定了它产生与消失的唯一过程性。这样,就形成了语言传递过程中的原始次序性。在这个认识层面上,语言是一种声音先后次序的组合。
拼音文字的组合方式,与语言的先后次序性组合的规律相统一。所以,拼音文字具有对语言的良好记录性与完整的表达性。
拼音文字中的字母,是不可再分解的最基础字符。它表达了与语言中的声音的一致性。它的作用,是对语言声音记录的同时,也对声音表达的意境在语言产生与消失过程之后得到一种永久的保留。所以,声母字符的本质是保持语言的声音属性。即,声音在产生与消失过程中的次序性。
拼音文字与语言声音次序性组合的统一性是拼音文字的特有属性。同时,也是一切文字对语言表达所需要具有的共同属性。这也是符号与文字之间的本质区别属性。
当然,语言除了通过拼音文字记录的形式被保存下来之外,在科学发展到今天,还可能在有录音设备发明之后,利用录音设备,对人类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声音进行了记录。在需要它重复出现的时候,进行重新播音展示。但是,目前这种应用,大多数是属于音乐范畴的,或者作为文史资料。而使用录音设备进入语言学与文字学之间关联关系的系统研究,破解不同文字与不同语言之间的来龙去脉关联关系,目前还没有产生。
把拼音文字作为审视一切文字产生的唯一标准,符合拼音文字的产生材料就承认这种符号是文字,而不符合拼音文字的标准,符号就不能称为是表达语言的文字。这种判断逻辑的唯一过程性,是现代对人类语言学成长与发展认识的最先决条件。
但是,这种判断条件对于中国的文字与语言关系来讲,并不是唯一的。在拼音文字与中国方块文字之间,并不是可以用同一个判断逻辑来作出统一认识的。所以,应用拼音文字的认识逻辑来认识中国方块文字,是不可能作出准确结论的。
因为,中国方块文字它不仅仅是语言记录的符号,而且,还是人类对“天人合一”知识体系中的一般知识表达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是严格依据“天人合一”的属性数学思想、思维、意识形成的向、相、象逻辑体系组合成字,再由字继续组合成词,由词组合成语言的。远古甲骨文的形成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对时空、世界、宇宙、自然认识的连续进步、连贯创新的过程。所以,中国文字的产生,是与属性数学数字的产生过程具有符号与文字相互转化的自然性,同样也有一个数数、记数、识数、算数的过程发生。
在中国这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度里,语言的地域属性是非常鲜明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其实说的就是语言学展示出来的强烈的地域性。但是,中国的文字却是相对统一的一个知识体系。从石文、绳纹、陶文、钟鼎文、甲骨文,横跨东南西北中,竖越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文化进步的时代。跨越时间之远久,涉及地域之辽阔,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见下表:
中国史前文字汇总.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035.png
三十五、
文字的语言属性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属性,就是文化属性。
文字的语言属性可以表达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一定的体系。语言有口语和书面形式。书面形式的语言就是文字。文字对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体系性表达,是文字的语言属性。
而文字的文化属性,主要指文字对人类知识体系中一般知识的表达能力,表达人类对自然事物认识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所展示出来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
在中国文字中,文化属性通常是通过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四象组合成字过程展示出来的数字、形貌、属性三合而一的结构性。这种属性的展示,在甲骨文中表现的尤其突出。用一个字的多字元组合,表达一种认识方法或者认识结果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一端四午”的甲骨文字表达的“不止之小”之“端”的四种“午”符号认识的结果。甲骨文中的“端”字,是用四个简单形貌的字组合在一起来进行表达的。
甲骨文中的字作为字元可以再组合。但是,这种组合的结果与语言中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构成体系并不存在声音结构方面的关联关系。它所表达的是一种认识方法与认识过程。所以,这样文字的产生,通常都是在一种认识方法,对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有了明确或者准确的认识结果之后。而且,这样的文字组合结构形式,对一种新的认识方法与认识结果,会形成最简单、最简易的属性构成逻辑说明。甚至,有让人一目了然、见形生意,只需要最短程化的说明,就可以把这种认识方法的意境表达的一清二楚。所以,甲骨文的字意解释,就变成了中国原始文字产生时就固有的一种文化属性,形成了与拼音文字不同的字组合属性逻辑知识体系。
中国甲骨文在形成的时候,就具有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二合而一的特征。而任何拼音文字,都不具有这种对知识体系中一般知识表达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所展示出来的文化个性与共性。
所以,用拼音文字的考古逻辑来认识中国远古时代的甲骨文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仅仅用文字的语言属性,来验证考古学中所发现的符号,是不会得到它究竟是符号还是文字结论的。
相反,应用甲骨文字在语言学属性与文化学属性二合而一的端午认识法则,来衡量考古发现中的各种文化符号,就会得到一个文字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会发现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所表达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不同的。
中国古文字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里程中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发展阶段的知识进步里程。
如在发现的甲骨文中,“人”字有两种写法:粗壮刚直笔画的表示男人,纤细弯曲笔画的表示女人。
但是,在双墩文化遗址发现的众多符号中,却没有“人”字。
因此,双墩文化遗址中为什么没有“人”字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古文字考古学中的一道很难破解的题目。
有人说,那个时候,文字只表达人看到的事物,而看不到自己。
其实,这种解释很荒唐!看不到自己,并不等于也看不到别人。别人与其它人,也是人类可以直接看到的事物之一。而且,是最常见的事物。怎么可能没有“人”字呢?
对甲骨文中的“人”字解,是在端午术认识到“一端四午”的周天历度认识开始之后,才形成对“人”字的属性认识。它具有的意志的方向性,思想的相对性,思维的形象性。
因此,七千年前的双墩文化时代没有“人”字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进入“一端四午”的端午认识方法时代,还处于形貌、属性的简单数字化认识的方圆论时代。所以,双墩文化遗址符号中的“人”字,可以遵循“人者音一”的语言属性,对表达“一”的文字归纳在一起,从中找到远古人类在表达天圆地方认识层面上,对“人”语音表达中接近当时知识体系一般知识层面上对“人”的属性表达。并且,通过这样一种分析与确认,可以得到“端午术”认识方法形成的年代,应该在距今三千年之前到距今七千年之间的历史时期。
三十六、
由甲骨文字的字意表达,来分析甲骨文的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组合所展示出来的组合规律,可以得到如下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是文字符号组合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方法的进步,用组合符号与符号组合的方法对这种新认识方法进行形貌化、属性化的意会表达;二是文字符号组合随着人类认识自然事物变化的多样性,进入了有组合、有不组合、有多组合、有少组合的新四象符号认识层面。这种文字组合展示出来的符号组合规律性,与数字认识所展示出来的数字组合规律性呈现了完全一致性。尤其是早期的甲骨文字,更突出了这种与数字组合认识相一致的特征,更为鲜明的表达了甲骨文的发展里程与属性数学发展过程的一致性。这也是全世界各种语言类型中绝无仅有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人类语言史上唯一的把属性数学的先进科学认识方法与数理逻辑应用在语言构建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系统知识化的典范。
所以,对甲骨文字的发展史研究,必然要与属性数学的远古发展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认识角度上来讲,中国的语言文字的原始形成与发展过程,应该是建立在人类认识世界、宇宙、自然三个不同知识层面上的数学认识理论基础上的。
为了更准确的说明这一理论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把甲骨文发现后,中国对文字考古所取得的众多考古发现进行一下总结,把它们按照时间发展的次序性进行一次文字符号组合规则发展过程的探索。尽管这种唯数很少的实例对比,仅仅只是反映了数千年发展过程中的唯数不多的几个不够完善性的证据。但是,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共性发展规律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甲骨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一直遵循这样一个数学组合原则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属性数学是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最基础学科,是名符其实的百科之母。
从文化属性的文字研究角度来讲,从商周文化断代前的甲骨文化的起源、演变、传播,文字的结构、一般知识的表达功能、属性数学的本质等研究角度,来排序一下七千前年至三千年前的考古文化遗址挖掘出来的文物分类,除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生产工具与日常用具来进行时代划分之外,就是依据石器、陶器、青铜器上刻画的符号与文字,区分出当时的文字文化与属性数学发展的阶段。通过在遗址中发现的符号,来辨别这些符号都属于属性数学发展四个时代中的哪个时代。
因为,垒石结绳时代有垒石结绳时代的符号,河图洛书有河图洛书时代的数学符号,天圆地方有天圆地方数学时代的符号,周天历度有周天历度时代的符号与其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所以,鉴定这些符号的属性数学科学性,这些符号表达的属性数学知识层面是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表达什么样的属性数学知识内容,就变成了重点研究的基础内容。这些符号都是属性数学认识进步的一种标志,都是属性数学对数字认识的基本法则,也是用属性数学法则认识事物的高度抽象结果。从这个认识层面上来讲,人类对符号的最原始起始认识过程,应该与属性数学息息相关的。
应用属性数学在垒石结绳原始时代对符号的分类方法,可以把人类初始对符号(记号)分类划分两类:一类称为垒石、一类称为结绳。
垒石,通常用黑白石头或者五色石头来表达属性相对稳定存在的事物属性认识;结绳,通常用一根绳子上的不同结式,表达一个变化事物的连续变化性与连贯的时间性。相同属性的孤立事件,就可以通过垒石的方法来进行记录,在数学上则可以通过数数、记数的方式来进行记录。但是,对于连贯变化的事物,这样的记录方法显然存在缺陷性。结绳记事,就弥补了孤立认识事物的缺陷,把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不同事件通过一条绳子上不同的结节表达出来,使每个孤立的结节表达的事件串联成一个可认识的系统知识体系。
所以,垒石,是并列认识的最原始认识的起源;结绳,是串行认识的最原始认识的起源。垒石结绳文化时代,是属性数学的并行认识与串行认识通过物符号进行属性数学化表达的人类走出知识蛮荒的伟大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字与中国属性数学的文化起始点。
因此,我们把垒石结绳作为钟鼎文化四大发展过程的开始。在垒石结绳之后,出现了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的“九数”属性数学时代,以及表达语言符号的“六书”甲骨文字时代。
孤立认识产生的并列认识所形成的物符垒石表达,被符号化后形成了并列的符号化表达体系。串行认识产生的结绳符号表达,被符号化后形成了串行的符号化表达体系。它们的初始形态,被称为石文,或者被称为绳纹。它们都是与甲骨文字有渊源关系的最早的中国古文字。探索这些文字起源的时代,自然也就涉及到人类文化的表达意境是如何变迁的这样一个大课题。
显然,属性数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自然应该成为钟鼎文化发展的认识主线。
三十七、
如果说垒石结绳知识体系是并列认识与串行认识分立认识的二元论认识阶段。那么,河图洛书知识体系则是并列认识与串行认识二合而一认识阶段。
从留传下来的两张图来看,无论是河图还是洛书,它们都带有浓厚的垒石结绳文化时代的符号特征。在河图洛书中,除了黑白石头与连接它们的绳子之外,就没有任何其它符号存在了。因此,可以确定河图洛书与垒石结绳两个知识时代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关系。
然而,河图洛书知识时代显然已经不再是垒石结绳知识时代了。尽管它的表达形式仍然保留了垒石结绳知识时代的符号属性特征,但是,它表达的“九数”理论内涵,则是相当深远与博大了。
可以说,河图洛书知识时代,是远古中国人在数学的认识方法上,走进了并列认识与串行认识二合而一的新时代。
河图洛书亦作“河图雒书”。雒字,在现代字典中有两解:1、古书上指白鬣的黑马;2、古同“烙”,烙印。而流传更多的,则是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卦形来源及《尚书·洪范》“九畴”创作过程的传说。如《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指黄河;洛,指洛水。据汉儒孔安国﹑刘歆等解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蓍法。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纹如文字﹐禹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
显然,《易经》后对河图洛书的认识,已经完全失去了来自原始认识的属性数学认识论与方法论,而是把“九数”理论神化为圣人受命于天,树立了天子的君权天授、替天行道的封建文化理念;神话了天数天命,宣扬占卜迷信,把人间吉凶祸福的预测完全赋予天数天命的蓍草推断。这样,作为占卜的词组解释就变成了:古代用龟甲﹑蓍草等,后世用铜钱、牙牌等推断吉凶祸福。
但是,占字与卜字的单独解释,则仍然带有钟鼎文化时代人类对它产生时的最本初意思:
如占字,除了“迷信的人用铜钱或牙牌等判断吉凶”的占卜、占卦的含意之外,还有四种含意:1、据有,用强力取得:占据、霸占、强占;2、处于某种地位或情势:占理、占优势、占便宜;3、口说,口授,口占:即兴作诗词,随口吟诵;4、依据某种法则与规矩产生的行为或者结果,或估计上报:令民得以律占租。
卜字,除了“古人迷信,用火灼龟甲,以为看了那灼开的裂纹就可以推测出行事的吉凶”的解释之外,还有三种解释;1、预料,估计,猜测:预卜、卜算、卜测;2、选择:选择处所谓卜宅,选择邻居谓卜邻;3、古同蔔:称圆与类似圆的事物。
所以,在古代的文献中,占卜一词除了古代用龟甲﹑蓍草等,后世用铜钱、牙牌等推断吉凶祸福的解释之外,在中国古代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占”意为“观察”,“卜”意为“推算”。
显然,商周文化断代,除了断代了先天八卦四版本变化的知识体系内容之外,就是说明先天八卦的经典理论文献“连山”、“归藏”的失传。而把钟鼎文化时代的“河图洛书”,说成了天子受命于天,天降大任于帝王来替天行道的圣者受命之祥瑞。这些内容,被《易经》后的儒学信奉为中华文化的源头(见《书·顾命》﹑《洪范》之孔传﹑《汉书·五行志上》等儒学文章)。使中国由尧舜盛世的远古文明、钟鼎文化时代先进文化体系,坠落到封建八股文时代的文化没落与科技贫瘠。最后,只能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步西方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后尘,一步一步的“爬”行。
直至今日,中国人对商周文化断代的认识仍然是一无所知的状态,不知道商周文化断代到底断代了哪些博大精深的东西。甚至,还一直把《易经》后的封建儒学文化作为国学珍宝,却不知道中国在《易经》前还有钟鼎文化,更不知道中国远古还有数学,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属性数学。
其实,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商周文化断代是一次封建文化大浩劫。在这次大洗劫中,失去的不仅仅是甲骨文字知识体系,还包括了甲骨文承载的钟鼎文化科学体系。
如何重新来认识甲骨文?如何重新来认识甲骨文承载的文化知识体系?如何重新去探索与挖掘钟鼎文化时代的属性数学知识?
这些才是我们要学的真正国学!
三十八、
连自己有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能知道自己丢了些什么吗?
所以,商周文化断代的研究重点,首先需要知道中国远古文化在钟鼎文化时代到底都有过些什么。然后,才能知道商周文化断代中到底丢了些什么,才能知道《易经》后的封建文化为什么要阻断这些东西的流传,完全是由于封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与推行封建社会制度的需要策划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简单的推理结论:商周文化断代所遗失的东西,都是与封建社会的君权天授、替天行道的愚民文化策略倾倾之反的东西。并且,通过天下独传《易经》一书八百年的文化垄断,阻隔了这些知识的传播,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商周文化断代。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大浩劫。
那么,为什么在《易经》后数千年封建文化与《易经》前远古钟鼎文化之间的倾倾之反,没有人重新进行端端正正的再认识呢?
端午认识方法在商周文化断代中的被失传,是商周文化断代中被浩劫得最彻底的一个知识领域。所以,如果要列一个商周文化断代的文化遗产清单的话,端午术的失传应该首当其冲!
正是因为端午术在商周文化断代中被失传,与《易经》倾倾之反的《连山》、《归藏》才无法继续被破解与再重新被认识;正是因为端午术在被商周文化断代中被失传,先天八卦的持续四版本变化的四象法则,才被后天八卦的“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作为中国文化源头地位所取代。
从卦爻变化的符号体系上来看,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虽然看似同出一辙。但是,《易经》确是在以简易化、简单化的幌子,把属性相对论的八卦继续变化、四象相对连续变化的“九数”属性连贯性,通过君权天授的拨蓍草占卜术,变成了绝对天数天命化的天子一言堂。
值得庆幸的是,在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王懿荣发现了商周文化断代之前的甲骨文,使中国人重新认识到人类的科技文化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先进的科技文化发展道路。尽管这个道路已经被历史淹没了数千年,但是,它所展示出来的文化深厚底蕴却让全世界的知识探索者叹为观止!
随着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后我们发现,中国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完整的文字体系。这个文字体系在《易经》产生的周代神秘的消失,更增添了世界文字学家们对甲骨文研究的浓厚兴趣。因此,破解甲骨文失传之迷,就变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热门内容。
殷商甲骨文字的被断代,就足以说明封建文化灭绝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文字体系。
那么,封建文化为什么要对商殷甲骨文字体系进行这样的灭绝性的浩劫呢?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甲骨文与拼音文字体系有着与众不同的对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一般知识的表达能力。甲骨文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表达人类知识体系中一般知识的符号,包括数学中的算符、数符、属性认识过程中产生的性符、形貌认识中的形符、认识方法与认识内容等多种符号。甲骨文中的字,有的就是这些符号构成的笔画、或者字根、部首。也有用这些符号作为字元继续组合成的字。这种组合构成的字,不仅仅可以作为语言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表达。“一端四午”术,就是例子。所以,甲骨文字体系,是承载着钟鼎文化时代从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发展阶段的丰富知识成果。封建社会的构建者想把这些知识成果窃为已有的最大障碍,就是甲骨文这个文字体系。也可以说,甲骨文不灭,天子皇权至上的统治地位难立,上智下愚的封建社会制度体系难于维系。因此,篆书对甲骨文的文字变革,后天八卦对先天八卦知识理论体系的变革,天子君权天授的信仰变革,占卜术的天数天命变革,就变成了封建文化垄断的核心内容。
三十九、
篆书对甲骨文的文字变革,历经八百年的漫长历史,随着文字变革历史一起发生的变革是“文治”。所谓“文治”,就是指统治者以文教礼乐治民的一种方法,它是相对武力征服天下而言的。在古代文章中经常联合使用,称为“文治武功”,表达一个国家以文治国的盛绩与以武禁暴的伟力。在现代文章中,则多用于比喻政治与军事。
那么,在周易之前的钟鼎文化时代,“文治”又表达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文”字的字元构成:它由“亠”“乂”两个字元构成。“亠”在古数码体系中表示六,“乂”在古数码中表示表示四。所以,在属性数学中,“文”字也称为四六之合。在“九数”之中,则表达天地合一。天有六气,地有四象,六气与四象之合,太极生焉。太极为甲,独一无二。故,甲骨文字中,除了“甲”字之外,其它的天干地支皆有“九数”的变化,唯有甲字独一无二。
所以,从甲骨文的“文”、“武”二字结构中,可以解析到钟鼎文化时代对它的认识:
文武.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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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文”、“武”两个字的字元构成来看,更多的笔画意境表达,是在展示对端午认识方法的进一步说明。
在端午术中,数字四、六相对五而言,则是倾倾之反。五则为端午之中。古代以中为端,称为动态事物数字化认识的开始。所以,“文”字则以端午术中倾倾之反而为端端正正认识产生之源为主题,形象化地表达了事物错综变化造成的“不止之小”变化过程相互衔接的端午现象。而且,进一步说明了这种“不止之小”运动变化过程存在一个端正的可认识内容。所以,“文”、“武”的解释,在甲骨文时代应该是一致的内容。“文”表达端午认识整个过程倾倾之反的相对结构性;“武”字表达倾倾之反其中的一半变化内容,称为半步,表示倾倾之反过程中的其一“不止之小”的变化过程。后来引申表达,泛指脚步:步武、踵武、行不数武等等。
“行不数武”,是属性数学中数数法则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即:在用步作为记录行程单位的时候,不数半步,一定要数左右脚各前进一次为一步的原则。称为:阴半阳半,阴阳合而为一。所以,“行不数武”在属性数学中也称为:阴阳合而为一,数字为数阴阳之合,而不数阴阳之分。
《周易》之后,断代了端午术与端午认识成果在钟鼎文化时代的应用知识体系,对“文”、“武”两个字的重新进行了分立认识。并且,对属性数学中的阴阳合一理论进行了篡改,产生了“阳一阴二”的数数法则的变革。先武治而后文治。以武治而保障文治,则是周统一天下建立封建世袭王朝的根本方向。使“文”、“武”两个字变成了分立的两个相对而无法二合而一的认识。于是,形成了文学、武学两个学派。“文”、“武”两个字的解释,也变成了周文王与周武王封建文化奠基的基础。
所以,现代字典中对“文”、“武”的解释有以下六项:
1、文德与武功、文治与武事。
2、特指武事﹑军事与政治。
3、文韬和武略。
4、文臣和武将,统称为文武官员。
5、犹言温猛,指文火和武火。
6、指周文王、周武王。或者历朝历代开国皇帝为武皇,治国皇帝为文皇。
周朝的建立者废除甲骨文,禁传端午术。对甲骨文中具有鲜明表达端午术的文字进行了全面的文字改革,使文武的文字含义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如甲骨文中的“武”字,表达的是端午术中半步与一步端正认识之间的关联关系;“文”表达的是倾倾之反变化的全部过程与端端正正认识产生的属性形象化过程。以“一端四午”中的“午”字为一,记作“弋”。“弋”在甲骨文中为一的写法有两种:一种是一在弋下“弌”;另外一种是一在弋上。而武字,则保留了上一与下止的属性形象化结构方法,把半步的倾倾之反描述成了“上行下止”的唯一关联关系。使“武”字变成了一个完全与“文”字相对的新概念。使“武”与“文”字形成了完全相对性,表达关于军事或技击的,与“文”相对的武器、武林、武坛、武生、武举、武官等,或者表达勇猛、猛烈的英武、威武、武断、武士、武夫等。而“武”字所表达的半步,泛指脚步的步武、踵武、行不数武等属性数学内涵,则逐渐被人淡忘,或者没有人再使用了。
武道的兴盛,文道中的端午术没落,使端午术中文武合一的倾倾相反、端端正正认识方法被断绝,是商周文化断代后中国封建文化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文治在武治专制的条件下,变成了以文教礼乐治民的一种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方法。从而创造了一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维系了数千年的历史奇迹。
但是,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维系数千年的统治而走进愚昧的文化低谷。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甲骨文在创建之初所承载的属性数学先进性与“六书”、“九数”的逻辑理念传承,还一直是中国文字结构的主流。这也就为我们今天能继续探索中国文字在文化传承中的重大意义,深入挖掘钟鼎文化的远古文明留下了一把开启重新认识属性数学的钥匙。
四十、
甲骨文创建之初所承载的属性数学先进性对中国文字后继发展所产生的伟大意义,可以采用两种论述方法:
一种论述方法,是用“意义”的现代解释,从四个方面来论述甲骨文意义:
1、甲骨文字所包含的思想与道理。
2、甲骨文的具体内容。
3、甲骨文的字名,语音之间的关系。
4、甲骨文字的作用与价值。
另一种论述方法,是从意、义两个字在商周文化断代前后的词、辞四象变化内容,论述甲骨文的“意、义”结构性。
现代字典中对意、义两个字的解释是:
意:1、心思(心里状态或者态度):意思、意见、意念、注意、同意;2、心愿、愿望(既定目的的表达):意愿、愿意、意向、意图;3、人或事物流露的情态(心态与环境的统一):春意、诗意、情意、意境;4、料想、猜想(思维判断的一种方式):意料、意想、意外。
义:1、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正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直言;2、合乎正义或公益的:义举、义务、义愤、义演、见义勇为;3、情谊:义气、恩义、义重如山;4、意思,人对事物认识到的内容:意义、含义、释义、微言大义;5、指认为亲属的:义父、义子;6、人工制造的(人体的部分):义齿、义肢。
由此可以看出:意有四解,义有六解。二者之解,和数为十,组合应用产生二十四种不同的意境。但是,意义合而为一之解,却只有四解。
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词、辞组合与字意、字义之间的表达出现这样的数学组合范畴的认识差异呢?这样两个字形成的一个小问题,如何就可以变成说明商周文化断代这样一个大时代的问题呢?
还要从端午术被认识之后,在甲骨文字组合学上的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组合成字的文字成型术开始。
在端午术认识之前,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组合成字法则就已经产生了。而且,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表达内容也是建立在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等属性数学发展所获得的知识层面上,通过属性、形貌、数字化为最简单的意向表达基础上的,对属性数学的一般知识进行一体化表达的组合结构方式。所以,早期的甲骨文字,都具有表达属性、形貌、数字等内容上倾倾之反的属性变化相对性。但是,这种相对性的变化过程,在组合过程中,多笔画组合成字根、部首,多字根、多部首组合成字元,多字元组合成字,并没有一个限定的端止。
端午术被认识之后,对文字发展的影响则由一个倾倾之反的任意相对性描述方式,进入到了一个端端正正为字的新认识境界。于是,甲骨文中的字,就变成了倾倾之反相对认识状态中的一个端端正正认识境界。把字分为了字意与字义两个部分。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的组合构建成字,表达字意;而字、词(辞)、句、章称为文,表达字义。故有:字为文之始,文以载义,字以载意。所以,才有“意在笔先,意在言外”,“义在言中,义在笔下”,“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之说。义者,为端、为正,独一无二;意者,则可识形态之倾倾之反,变化万千。
所以,端午认识产生之后,字则为意之端,字则为义之始。文以载义,语以载意。中国现代字典中,对“文”字的解释仍然保留着两种意境:
1、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
2、文章。如文字流畅。
“字”解的第一要素就是“字正腔圆”,以表达端午认识的中正性。然后,就分为意、义两类。在字意表达的范畴内,称做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如字符、字母;在字义表达范畴内,称为写义的文字的不同形式、书法的派别,如甲骨文字、篆书字等。
其次,是端认识的起始表达,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形成端午属性变化的转折。如人的表字,商店开张的字号,女人未出嫁称待字闺中,生育称字乳,怀孕称字孕等。
从字的原始字意与字义来解释字也可以看到,现代字典中对字的解释,仍然可以找到端午认识方法被甲骨文应用的早期痕迹。虽然这些用法在西学东渐后的文字改革影响下,已经不被平时文章中所使用。但是,它却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先进的知识,完美的意境表达文化,尽管在封建文化革命的文化垄断中被断代了,但是,它仍然可以通过语言的连续传承性,被民间使用规则的延续性保存下来,为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商周文化断代的一种启迪与挖掘的线索,使我们挖掘与探索甲骨文时代的钟鼎文化找到一把理智分析的线索,使我们为揭示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属性数学知识体系找到一把重新被启迪的钥匙。
四十一、
字意与字义之间的端午认识方法,就是用字作为意与义之间的中正认识,建立了字意、字义之间应用端午术来认识语、言、文、字四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字是意、义二者之间之端。一字之学,则因此有了阴阳之辨:其一是字意之解,其二是字义之释。
字是应用端午术形成的意、义之端,字意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可褒善贬恶、咎由自取;而字义则不可以任意褒贬与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定内容,在不同的科学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共性知识认识层面。所以,字意通常用于个性的表达,而字义则通常用于共性的说明。
因此,中国字与拼音文字不同,它并不是单纯的语音表达,而是字有意境,字有义正。意境以“字汇而成语言”之说而达到告诉的目的为表达的终止;义正则以“字合而为道理”,以义取政,以义服人。所以,义正,通常以“文治”达到统一一种理念或者信仰而为表达目的。
因此,字的组合自然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字意之间形成的组合通常称“辞”,字义之间形成的组合通常称“词”。在甲骨文字流行的钟鼎文化时代,字的组合就产生了“辞意、辞义、词意、词义”四象之学。我们称其为“词辞四象”。
首先,对词与辞之间的内容在商周文化断代前后的不同认识作一下说明:
现代字典中对“辞”字的解释有八种。
其中有四种解释来源于繁体字(辭):1、告别:告辭、辭诀、辭行、辭世、辭别。2、不接受、请求离去:辭职、辭呈。3、躲避,推托:不辭辛苦、辭让、辭谢、推辭。4、解雇:辭退。
另外四种解释则来源于“辞”:5、同“词”。6、优美的语言:辞藻、修辞。7、讲话,告诉:“请辞于军”。8、文体的一种,辞赋。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现代字典中对“词”字的解释有三种:1、语言里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词汇、词书、词典、词句、词序、词组。2、言辞,话语,泛指写诗作文:歌词、演讲词、誓词、词章、词律(文词的声律)。3、中国一种诗体,起于南朝,形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本可入乐歌唱,后乐谱失传,只按词牌格律创作:词人、词谱、词牌、词调、词韵、词曲词。
通过现代字典对“词”、“辞”两个字的解释,可以梳理出如下规则:
辞与词相同,都是表达字的组合。而且,这种组合被限定在语言中最小的可独立运用的单位。所以,两个字的组合是它的最小单位。其次,是可以看到在现代的解释中,辞偏重于对语言优美的修饰与表达。其表达的方式通常用讲话,告诉的“说”范畴。所以,对于《易经》后产生的辞赋来讲,也主要是突出语言表达优美这个方向。
而“词”与辞是具有相同属性。它们共同表达的都是语言中最小的可独立运用的单位。但是,词除了对语言优美的追求之外,就是言辞、话语在写诗作文中意境表达,偏重于对文词声律性的表达。
显然,这些对“词”、“辞”不同解释现象的出现,都是产生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
那么,辞偏重于语言音律优美的表达,词偏重于文字格律的表达,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是如何通过“字意”、“字义”不同的组合形式来进行的呢?
这就涉及到语言与文字的关联关系研究、语言文字与它所表达的知识体系关联关系形成的对一般知识表达能力形成的关联关系研究问题。
在甲骨文中,没有找到词与辞两个字。但是,甲骨文则是由两个字以上组合而刻在甲骨上的文。由于甲骨文字中已经产生了字意与字义两种阴阳不同的属性,所以,甲骨文就已经进入了字意表达与字义表达的两个不同的组合内容。甲骨文中被称为“文言”、“文义”。
如下图所示:
文言文义.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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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义
我们从甲骨文的“文言文义”四个字中,可以把它分为阴阳两式。
文言,表达的是字意在语言中的组合,应该称为“辞”;文义,表达的是字义在文章中的组合,应该称为“词”。“辞”表达的是人类从事物形貌与属性特征中感觉到的意境;而“义”则是通过知识体系的认识层面所表达出来的公允道理。所以,中国成语中,有“词严理正”、“辞严意正”之说。其实,在甲骨文时代,就把知识划分为感性认识意境与理性认识到的道理通过“文言”、“文义”划分的非常清楚。文言意境,可以通过倾倾之反,在端午术的认识下达到意正之识;而文义道理,则可以通过端端正正的道理论述,表达一个新的知识层面上认识的开端。
商周文化断代之后,灭词道,而兴辞道。把“意”、“义”两道混淆一起,称为“易”,以系辞与爻辞称为两仪。虽然保留了“四象生八卦”的说法,但是,已经进入了以“易理”来统一“千口说辛”的封建文化垄断时代。
四十二、
辞道在商周文化断代后的兴起,也是商周文化断代的一个重要原因。重“文言”而轻“文义”,是商周文化断代后的封建文化主流。灭“词道”而废除载有端午术道理“文义”之书的《归藏》、《连山》,以绝“一端四午”认识方法的先天八卦四版本变化之学。兴“辞道”而八百年天下独传《易经》一书,推行“两仪合易”的“武功文治”。篡改先天八卦四版本方圆变化八八六十四卦的干支生成之法,为后天八卦周而复始的绝对阴阳观。
《易经》大兴“辞道”的同时,也打出继承先天八卦的招牌,把“辞道”具体化为一种卦爻的面目。而对甲骨文时代的“文义”,进行“辞道”篡改。
但是,“辞”的组合结构性,仍然是遵循甲骨文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组合成字的原则而产生的。在二部首组合层面上,“辞”是由“舌”、“辛”两部首构成的。在四字元组合的层面上,它是由“千”、“口”、“立”、“十”组合而成的。因此,在三焦认识层面上,就产生了“千”、“口”、“辛”与“舌”、“立”、“十”两种不同的三字元组合形式。我们列一个表,来说明一下“辞”字在阴阳、三焦、四象认识层面上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意境内容:
辞字的属性认识层面解
层面
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阴阳
左三焦
右三焦
四象
显然,在阴阳认识层面上,“辞”字表达的意境是“舌上五辛”。寓意是在表达五行论的可感知性。五辛:酸、甜、苦、辣、咸,皆需要通过舌的意觉而得知。所以,此解双关,一宣扬了五行周而复始的可感知性,二是奠定了辞意具有来源于人类认识的意境属性。而舍弃了甲骨文“文义”讲述端午道理的先天八卦认识论。
在四象认识层面上,“辞”字表达的意境是“千口立十”。“十”者为甲,天干之起始,为端。其意境是为,“端”的发现,是千口而立,是众意之统一。是把甲骨文中通过“文义”展示出来的道理内容“众意”化。而《周易》,则是对“千口立十”的众意统一。所以,可谓中国文化之源头。
《周易》宣扬“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但是,在大兴“辞道”之中,只要应用了甲骨文中“九数”、“六书”的造字法则,三焦的属性就会自然被展示出来。所以,虽然废弃了三焦论,却仍然可以通过“辞道”的三焦结构内容,鲜明地看出《周易》对先天八卦的两个重要篡改内容:
一是“千口言辛”的“从众”性。辛为天干之八,此处指的应该是八卦。“千口”为众人。也即,后天八卦的产生,是众人的认识被《周易》统一。
二是“舌上立十”的“从意”性。口舌之争,感性认识的倾倾之反,不同认识的意境被“立十”统一。立十,为甲之端始。
所以,《周易》之后,封建文化是在“辞道”发展轨道上进行的语言文字文化体系。汉后,虽然有过词道兴起,但是,此时的词道已经非甲骨文时代的“文义”词道了,在语言意境的范畴内,无法进入先天八卦端午术的道理阐述轨道。
辞、词之间的四象性,是对字组合所产生的意境作出进一步属性认识的一种“一端四午”之法。它有意、义、语、文四个不同的表达内容。在阴阳认识层面上,语意、文义是两个不同的知识表达体系。语意重点是在表达人类的感性认识,而文义则重点是在表达人类通过理性认识后所总结出来的道理或者讲述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法则。在四象认识层面上,语有语意、语义,语意在言内,语义在言外;文有文意、文义,意在文外,义在文内。
那么,如何通过阴阳属性法则来认识“词”这个字呢?
四十三、
对于“词道”的认识,仍然可以采用认识“辞道”的方法,应用甲骨文的笔画、字根、部首、字元组合成字的逻辑,从字意、字义两个方面来对它进行解释。
在阴阳认识层面上,词是由“言”、“司”两个部首组成,有两解:
1、词是语言里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言”表示说话,其最小的单位是上“〨”、下“口”两个字的组合。“司”表达主管、操作,是远古人类说话、讲话必须遵守的一种司法原则;“司”也有视察、观察认识的含意,如古语中“司日月之长短”。
2、词是表达这种观察与视察得到的结果,或者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得到的认识结果。
所以,词,可以解释为用语言表达的“司天在泉”道理。
在三焦认识层面上,“词”字可以分解成“〨”、“口”、“司”三个字。“〨”是中国远古数码中的八。口上说八,为言。词为言之司。则语言的操作离不开八卦原则,这才是词字的结构内涵。
见下表:
词字的属性认识层面解
层面
左上
左下
阴阳
三焦
显然,表达语言的词意,是对“司天在泉”理论的道理进行语言表达;词所表达的字义,则是语言操作要遵循先天八卦理论的规则与道理。
虽然,“辞道”与“词道”都有一个共同的八卦为中心的表达意境。但是,一个是“从众”、“从意”为核心的众意的统一,可以称之谓后天八卦;而另外的一个则是“从理”、“从道”,可以称之谓先天八卦。
因此,商周文化断代不仅仅是后天八卦对先天八卦卦理的一次变革,还是语言文字体系的“辞道”对“词道”的一次演变。
商周文化断代了甲骨文,取而代之的是篆书文字。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文字的历史变迁。但是,这次文字变迁,却在“辞道”对“词道”的文字体系的理、法、术方面,引发了远古属性数学构成理念上的重大变革。正是由于这种变革,才导致了甲骨文所承载的钟鼎文化科学知识与成果,变成了天子一个人才能阅读的禁书,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文化大浩劫。
但是,这次文化大浩劫,却被精心美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走向简易化、简单易行化发展道路的文化源头;美化成继承先天八卦,并发展为后天八卦的一次顺天意、应民心的封建社会制度新时代。
但是,这些,都不是商周文化断代的核心问题。商周文化断代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中国远古属性理论知识体系的一次大灭绝,是从科学发展的先进认识论与世界观、宇宙观、自然观中蜕变到封建迷信的一次大倒退。“词严理正”的甲骨文对钟鼎文化知识理念的完善表达,变成了“辞严意正”的篆书、系辞、卦辞、爻辞的分立表达。意、义之学,变易成了二合为仪,易生两仪。于是,仪正辞严、正仪严辞、辞严仪正,就变成了推行占卜巫术的理论依据。
可以推测:周朝的建立者禁止了先天八卦司天在泉理论的传播,并通过封建强权的文化垄断,把这些甲骨文资料都销毁了。而我们今天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研究后发现,甲骨文时代就根本没有盛行过占卜巫术,而是一个属性科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既使是有占卜术,也肯定是要比《周易》占卜术高级的科学认识的预测分析方法,而不是求神问鬼之巫术。
四十四、
商周文化断代对甲骨文的灭绝是通过八百年的封建文化垄断制度,天下独传《易经》一书的文治,而这种文治的推行则必然是在强大武力对各种使用甲骨文字部落或者国度的残暴屠杀前提下才能实施的。所以,封建文治的前提,是武力残暴屠杀后的文教礼乐治民。这种方法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秦始皇又步商周文化断代的后尘,焚书坑儒。施行了春秋文化断代。
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中,先武功,后文治已经是每个新朝代诞生时的必需经历的政治变革过程。避讳文化在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演越烈。可以说,文教礼乐治民的“文治”被制度化为一种“封建科举”制度,制定了为培养“歌颂皇帝圣明,鼓吹天下太平”的封建文化附庸的层层科考体系。使封建文化与甲骨文钟鼎文化之间,形成了无法继承甲骨文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积累的数千年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的鸿沟。所以文字学的内涵也从表达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般知识表达能力这一根本的属性中蜕变成语言的记录符号。所以,封建社会的语文学则变成了偏重从文献和书面语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广义的语言学也包括语文学。把偏重从文献和书面语的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等。广义的语言学也包括语文学。而把文字对知识体系中的一般知识表达能力。排除在
语文学科的研究内容之外。于是,甲骨文“文义”所承载的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等科学知识中一般知识的表达文字,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就被禁止流传了。这也是封建文化大革命的“文治”需要。是愚民文教礼乐的根本内容决定的。
于是我们可以把商周文化断代的文化内容在商殷前、周易后的变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列一个表:
商殷前
周易后
核心理论
先天八卦四版
后天八卦
论述著作
《连山》《归藏》
《易经》
知识体系
太极阴阳三焦九数
易有两仪四象八卦
认识方法
端午术
占卜术
文字
甲骨文
篆书
语文学
以文义而载词道
以辞道而载文意
阴阳论
一阴一阳谓之道
阳一阴二阳三阴四
数道
天干地支六十甲子
天数天命神权天授
字道
笔画字根部首字元
笔画字根部首字元
文道
词、句、节、章
辞、句、韵、律
通过以上表格,对商周文化断代前后的十项具体文化内容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字道中的结构原则没有变迁与彻底进行变革之外,其它的内容,在理、法、术三个知识层面上都产生了重大的篡改。这种变化从文字的意义开始,把意、义二合而一称为易,以简单化与容易化对钟鼎文化时代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文字对一般知识表达能力进行了篡改。把数字的阴阳二合而一认识论,分立认识为阳一阴二阳三阴四。使卦学理论由道理的阐述,变成了思维意向的猜测与占卜。也就是说,端午术的被断代,是商周文化断代的一个根本问题。使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通过以上内容的总结工作与详细的解析说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商周文化断代前的先天八卦时代,文化的十项内容可以说是完全建立在属性数学基础理论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依据这种认识论与方法论,钟鼎文化走进了端午术认识的时空一体化的司日月之短长,识倾倾之反长短之不止之小形成的端端正正之泉。使“万物皆数”有了一个可数的认识开端。走进了“万物皆数”“万数皆物”的数学相对认识论与方法论。走进了对倾倾之反二合而一的人类对世界的感性认识,找到了对运动抑扬、更相动薄事物的认识方法,进入了有端可数,有端可记,有端可识,有端可算的新知识领域。
这个古老的属性数学知识体系,与现代西方数学知识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西方数学对数数的认识,是产生于人类对客观存在事物的感性认识的主观抽象。而且,这种抽象过程与结果,完全是在主观意识范畴中形成的完全一致性。即,只要是人类意识能认识到的客观存在,都可以高度抽象为相同的数字一来表达。所以,现代西方数字认识之泉在于意,而不在于义(义为心物合一)。而属性数学中对数字的可数性,则是有端可识的一个心物合一的境界。这正是中西方文化壁垒原因的根本之所在。
四十五、
商周文化断代前的钟鼎文化知识体系,是在端午术知识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经历了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的四个知识层面的进步过程。在这四个发展过程中,通过甲骨文积累的文化成果,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的知识体系。它有天圆地方知识体系中的盖天论、喧夜论、浑天论,有周天历度知识体系中的日月星辰四合而一的四象历法(被现代称为中国农历万年历。这种历法虽然在《周易》后被篡改为日、月、年的农历。但是,在历法中仍然保留了二十四节气、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的节日民俗)。
应该说,钟鼎文化时代的天文学是非常发达的。它不仅仅可以准确的计算日食、月食,甚至,还可以精确的计算出“五星连珠”。并且,掌握了木火土金水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变化规律性对农耕节气与气候的重大影响性,还制作出了六十甲子天干地支司天在泉气象变化的阴阳五行图。当时的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识,进入到了时空世界观之后,总结了认识宇宙、认识宇宙中所有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属性数字化知识体系。甲骨文,就是对这个知识体系中的最一般知识,进行了最恰如其分的表达。甲骨文对这个知识体系表达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博大精深思想,同时也记载了中国远古钟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
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周天子把天地划分为两仪,设“天坛”、“地坛”,立祭祀、祭祖、祭拜、祭典、祭奠五祭文化。通过祭坛,把自己树立为受命于天、替天行道的圣人。失去了钟鼎文化时代的科学理论知识体系对世界、宇宙、自然的认识方法,两仪五祭变成了中国商周文化断代后的封建文化主流。周王为了扩大两仪五祭的文治礼仪规模,不仅仅把钟鼎文化时代的先人列了封神榜,而且,根据不断发展的文化需求,继续颁封更多的诸神。所以,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神仙最多的国家。从“文曲”、“武曲”到“财神”、“福星”,从“寿星”、“月老”到“吉星”、“财神”,甚至灶台、茅坑都无神不在。
更可悲的是,钟鼎文化时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在商周文化断代后也被神化。常见的自然现象,也被封为雷公、电母、风婆婆、雨公公(雨工)等,都需要祭拜、祭典。所以,商周文化断代之后的封建社会,祭祀活动盛行。“两仪、五祭”,则变成了人类一切活动必然先行的首要内容。作生意的要先祭拜财神,不然就没有财运;科举要先祭典文曲星,不然就不会高中;而农耕种地则最麻烦,不仅仅要祭拜神农、黄帝,而且,还要祭拜风调雨顺、诸虫之神,哪个神仙拜不到,都会来兴风作浪、撒虫成灾;……。不仅仅各地的农民要祭祀,官府、朝庭都必需祭祀。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不灵验的时候。于是,“心不诚,意不专”,就变成了求神问卜的占卜术根本不灵验的遮羞布。使封建迷信文化进入了根深蒂固的一种传播意境。
孔子遇到的“二童观日”问题,意在表达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封建文化已经没落到无法解决两个孩子提出的一般感性认识所产生的倾倾之反问题。一个孩子对感性认识到的早晨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依据同一个物体距离近时大、距离远时小的逻辑,得出“早晨的太阳近、中午的太阳远”这个结论。另外一个孩子对感性认识到的中午太阳热、早晚太阳凉,依据物体近则热、远则凉的逻辑,得出“中午太阳近、早晚太阳远”这个结论。二人争论不休,得不到结果。于是,去问孔子。而孔子却尴尬无言,不知所措。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去占神问卜呢?
孔子不知,天子也仍然不知。
那么,钟鼎文化时代的知识知不知呢?
从甲骨文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然而,对于只掌握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却认为钟鼎文化的答案没有现代科学的理论解释得清晰明确。
所以,十分有必要用中西方科学如何来认识早晨的太阳与中午的太阳哪个离得近,哪个离得远的问题作一个解释,看看哪个更科学、更符合人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并以此来说明商周文化断代是一种文化的进步,还是一种文化的没落?
四十六、
“二童观日”问题,是在中医结合问题的探索中被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首先提出的。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寓意是在说明,象这样一个现代科学中极容易解释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思想家孔子却解释不了。其蕴意重在表达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需要通过现代科学的先进性来进一步作出解释才能得到完善。
可以说,陈竺已经认识到了商周文化断代后的封建文化已经没落到连这样普通的自然现象都无法解释程度的时候,应该怎样能正确解释中医医学理论的核心理念。
在这个认识层面,陈竺的认识是正确的。因为,商周文化断代后的中医学与封建文化一样,也开始没落、倒退了。所以,与现代西医比较,存在着理论上需要阐明的科学性。
但是,《易经》只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源头,它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源头,更不是中医学产生的源头,而是被易理篡改后的医学。事实上,中医学是产生在钟鼎文化时代的先天八卦认识论与方法论知识体系之中,而不是产生在《易经》后天八卦知识理论体系之中。对于这一点,陈竺并没有认识到。因为,陈竺不认识甲骨文,也不知道甲骨文所承载的一般知识体系是什么。他接受的是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所以,他这样讲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正确的。
用现代科学知识中的折射理论来解释二童观日问题,似乎很清楚:
1、早晨我们是通过大气层的折射看到的太阳;中午是通过大气层直射看到的太阳。而通过折射看到的太阳大,通过直射看到的太阳小。这是第一个童子看到的结果。
2、通过折射感觉到的温度低,通过直射感觉到的温度高。这是第二个童子感受到的结果。
3、一个是视觉感性认识:早晨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一个是冷热觉感性认识:早晨的太阳凉、中午的太阳热。
其实,这些感觉,都是正确的感性认识。他们的感性认识,与现代科学的折射直射理论都是一致的。而且,两种感觉都是符合客观的真实存在。
那么,两个童子的分歧在哪里呢?
显然,他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太阳的大小与冷热,而是太阳距离的远近。从数学来讲,距离问题,是一个精确的数字表达之后的比较。它应该是一个理性认识范畴中的数学科学结论问题。孔子对这样一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解答的原因,是因为他并不懂数学的理性认识范畴的结论,应该如何来通过数学的方法来作出结论来说明。所以,孔子无法对早晨的太阳离得近、还是中午的太阳离得近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只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么,现代西方科学的折射、直射理论,可以准确的得出“二童观日”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吗?
要想得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如果仅仅用折射与直射理论,显然是缺少距离的理性数据表达基础的一种说明。而且,这种说明只适用在感性认识的因果关系层面上。
首先,需要判断一下“二童观日”问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属性数学认识层面上产生的问题?
首先,它是两个不同的感性认识结果,需要通过属性数学的理法术作出一个统一的理性准确判断结果的数学问题。
其次,它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运动过程展示出来的不同属性感知,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感性认识结果问题。
另外,它也是两个感性认识结果在向同一理性判断结果的推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性,应该如何解决的问题。
应用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折射与直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显然,可以成功的解决二个问题。即早晨的太阳大、中午的太阳小,早晨的太阳凉、中午的太阳热这两个问题。一因二果,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只能说明两种不同的感性认识都是正确的,却无法表明对距离远近的理性判断中哪个是正确的;更无法说明两个判断结果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无法解决的矛盾性。
所以,这样的一因二果关系理论表达体系,仅仅只能说明“二童观日”问题中双方感性认识的正确性,而无法解决正确的感性认识为什么在理性推理过程中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性问题;更没有解决如何找到同一事物的同一运动过程展示出来的不同属性的双因果关系感知、如何产生一个共同的准确理性判断结果的方法问题。
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中西医壁垒的根本问题。中医的基础理论显然是通过不同的感性认识,得到的一个理性的准确判断结果的问题。而西医的感性认识,一定是医理的一因多果关系的合理说明。
所以,中西医不是单纯的中西医结合就可以统一的。“二童观日”问题,则是对这个问题中的两个知识体系的差异最好的揭示。
所以,中医学正确的研究和探索方向,应该是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前,而不是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后。没有甲古文的基础是学不会中医的;没有甲骨文的基础是无法真正学懂中医的;没有钟鼎文化时代属性数学的挖掘与探索,是找不到中医科学理论源头的。
四十七、
从属性数学的“九数”理论来认识“二童观日”问题,应该是一个三焦问题。它包括三对属性的关联关系:太阳的视觉属性结果的大、小,温度感觉属性结果的凉热,理性判断结果距离的远近。
同一事物的运动变化内容被确定之后,每两个属性之间有一种常规结果:远小近大、热近凉远。于是,凉热、远近、大小三对属性之间,就产生了阴阳组合的倾倾之反关联关系。如下表所示:
早晨
中午
晚上
视觉认识
温度感觉认识
理性常规判断
远小近大
远凉近热
视觉判断
大近
小远
大近
温度感觉判断
凉远
热近
凉远
显然,这是一个端午术认识层面上的属性数学问题。它已经超越了静态因果关系的认识范畴,而是一个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运动变化关联关系所展示出来的倾倾之反,如何求得端端正正的属性认识问题。
因为,静态因果认识到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人类可以把它高度抽象为静止的事物形貌或者属性。而运动变化,只是两个静止因果之间形成的一个过程。没有起点与终点的静止认识,就是孤物独识的绝对静止。所以,现代科学的任何运动表达法,都必需有一个参照物的存在。运动,就是描述这个运动的物体与参照物之间的距离变化关系。因此,运动的物体与参照物之间关系形成的距离变化,就是现代西方科学描述运动的基本方法。
但是,“二童观日”问题,给出的条件却是两个小孩子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变化。一种感觉是由视觉器官形成的(早晨太阳大中午太阳小),一种感觉是由身体对温度的感觉形成的(早晨太阳凉中午太阳热)。在现代西方科学理论体系中,把这种感觉到的变化事物称为感性认识,定义为:感性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要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那么,什么是理性认识呢?
现代西方科学的定义是: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觉材料,经过思考、分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
这样,理性认识就是感性认识的飞跃,它反映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
那么,感性认识如何向理性认识进行飞跃呢?
现代西方科学对飞跃的认识属于一种质的新旧转化认识的发展。即: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化。由于事物性质的不同,飞跃有时通过爆发的方式(突变)来实现,有时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渐变)来实现。不同形式的飞跃都是质变。
在中国的文字体系中,飞跃比喻突飞猛进,形容一种发展的速度。如飞跃发展;形貌一种飞腾跳跃、腾空跳跃的动作,一般指鸟类;或者人类模仿动物的飞跃动作。
但是,对于感性认识如何向理性认识进行飞跃,现代除了哲学中有所表述之外,并没有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中有具体的描述与解释。
“二童观日”问题,显然是一个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进行飞跃认识的一个过程。但是,现代西方物理学中的折射与直射的两个静态认识理论和方法,只能解释早晨的太阳为什么大、为什么凉,中午的太阳为什么小、为什么热,却无法进入太阳的距离是近还是远的属性变化范畴来进行表达。因为,它对太阳是怎样由早晨的大变成了中午的小,怎样从早晨的凉变到中午的热是无法进行动态描述的,又岂能描述出早晨与中午的太阳距离的远近变化呢?
可以列两个表格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个表格是感性认识的变化过程:
早晨
上午
中午
视觉认识
由大变小
体感认识
由凉变热
第二个表格是理性认识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出现了两种属性变化的不确定性:
早晨
上午
中午
理性认识
距离近
由近变远
距离远
距离远
由远变近
距离近
显然,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并不相同。因为,感性认识对变化过程中的两种属性变化的不确定性进行了肯定与否定。如图:
早晨
上午
中午
认识
视觉认识
由大变小
肯定
由小变大
否定
体感认识
由凉变热
肯定
由热变凉
否定
那么,又应该如何对理性认识中的属性变化的不确定性进行肯定与否定呢?折射与直射只是一种静止的结果,它的变化过程又应该如何描述呢?
四十八、
“二童观日”问题,是两个小孩通过感性认识推断理性认识过程中产生的“倾倾之反”相对性。是认识范畴中的属性相对、相反性如何进行统一认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什么叫认识?
中国人对认识的理解,在字典上有两种解释:1、认得、相识:我认识你,不认识他;2、懂得、理解:通过学习,我认识了这个道理。
甲骨文时代,把认得、认识称谓“意”,属于感性认识层面上的表达;把懂得、理解称谓“义”,属于理性认识层面上的表达。所以,甲骨文字对一个事物的符号表达内涵,则包括“意”、“义”两个方面二合而一形成的“意义”。因此,意义有四象:1、思想和道理;2、内容;3、名、声;4、作用、价值。
现代西方哲学则把认识定义为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社会实践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基于这个哲学定义,产生了专门研究“认识论”的学科——哲学。主要内容包括人类认识的对象、来源、本质、能力、形式、过程、规律、检验等。
但是,在现代哲学范畴中,认识论的发展却始终存在着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相对、相反的认识现象,并不是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论所独有的现象。孔子遇到的“二童观日”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最切实、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实例。但是,孔子的儒学与现代哲学认识论,都不能准确的给出太阳距离远近的答案。即使是现代西方科学,用折射与直射理论可以说明早晨太阳大、中午太阳小的原因,说明早晨太阳凉、中午太阳热的原因,但仍然无法说明太阳距离远近的变化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折射与直射,都是太阳在早晨与中午形成的瞬间状态下的静止认识。而太阳与我们的距离,则是一个连续、连贯的运动变化过程。并且,这个运动过程是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它除了折射与直射的关联关系之外,还有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变化关系,还有地球与太阳的倾斜度变化关系,还有地球与太阳运行的轴心面的动薄等许多变化关系的存在。而且,这些变化关系,对我们与太阳之间距离远近的影响,都要大于早晨与中午太阳距离我们远近的影响。
那么,单纯用折射与直射的计算,能得到我们与太阳距离远近的变化关系准确认识吗?
太阳距离我们的远近,需要一种距离长短的精确数字来进行表达。而现代西方科学与中国《易经》后的儒学都不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字的纯粹量值性,需要定义一个静止的确定范畴来进行表达。如千克法码、公尺标准、零度标准、海平面、……,都需要有一个静止的标准度量衡的首先存在。
那么,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前,钟鼎文化甲骨文时代,中国人是怎样用端午术来司日月之长短的呢?它是如何找到两个倾倾之反的运动事物存在端端正正之人类可认识的起始的呢?
甲骨文,具有表达钟鼎文化时代科学知识体系一般知识的表达能力。认识甲骨文,就可以找到认识钟鼎文化时代知识体系的可能性。所以,探索承载与表达这个知识体系一般知识的甲骨文,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是,商周文化断代,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认识甲骨文的认识方法上的障碍,使我们无法顺利进入甲骨文对钟鼎文化时代科学体系的认识水平。所以,在认识甲骨文的时候,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需走进属性数学认识方法的具体要求。
认识甲骨文中的文字表达能力与它所表达的内容,必需要有一定的属性数学的知识基础。二者之间互为标本,缺一不可。
“二童观日”问题被重新提出,不仅是一个中西医结合层面上的科学探索方向问题,同时也是认识中西医壁垒、认识中国传统科学知识体系与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壁垒问题的一个探索的起点,更是中国传统属性数学与现代西方量值数学之间壁垒探索的开始。
那么,寻找“二童观日”的答案的方向何在?
“二童观日”与“一石二鸟”问题一样,一个儿童都可以认识到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无法计算?中国的易学无法准确占卜?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现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四十九、
“二童观日”的问题,是对同一事物的同一运动过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感性认识。但是,在飞跃为理性认识的时候,就出现了理性认识层面上距离远近的相对性。我们分别用现代西方科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儒学来对它进行了解析,都没有得到一种统一认识的满意结果。
那么,对人类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联关系的认识,除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知识体系、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儒学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论述的知识体系呢?
可以把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理学对理性认识的内容归纳成一个表格:
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
中国封建儒学
内容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天理天数
心理心数
显然,中西方对“理论”的定义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对理论的定义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理论的定义是:辩论是非,争论,讲理。并有“论理”与其“理论”相对。
论理,包括五个内容:1、议论道理;2、争论是非;3、按照道理;4、理论;5、逻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论理学”为主,而以“理论”视为一种论理学的方法。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理论产生的逻辑性,归纳逻辑性思维的规律、规则,研究思维规律。即理论逻辑学。而且,这种逻辑的产生依据则来源于属性数学中展示出来的事物规律,而不是哲学中的观点、主张。它需要一个理论联系实际、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统一的过程。其基本精神,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但是,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封建理学,它们都是一分为二的两个相对认识形成的对立认识论。它们都缺少二合而一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如何把倾倾之反的两种相对性形成的对立认识二合而一?
在现代西方分科科学的庞大知识体系中,理论物理学是相对走在前沿的一个学科。理论物理学是从普遍规律出发,深入阐述物理概念,研究物理现象的物理学分支学科。包括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其研究特点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方法。并由爱因斯坦提出了物理学范畴的相对认识论。但是,这种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物理研究范畴。爱因斯坦设想在三维空间的数学坐标体系中加入一个表达时间轴的设想,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也无法实现。时空分立认识形成的障碍,困惑着现代西方科学的分科理论只能一分为二,而寻找不到走向二合而一的数理认识方法。
在中国封建“论理学”中,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被流传了下来。但是,自商周文化断代之后,后天八卦理论对先天八卦理论施行了篡改,导致能知道“天数、天命”的人,只有“君权天授”、“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一人知“天数、天命”。封建专制文化的“天人合一”,变成了一种的天子唯我独尊。天子的“心理、心数”,就是“天理、天数”的逻辑,就是封建理学的核心。理论与逻辑方法的探索与研究方法,则被封建垄断文化形成的商周文化断代,隔绝在钟鼎文化的先天八卦时代。
端午术,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它形成的年代,应该是在甲骨文之前很古远的时代。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方法的被发现,甲骨文中才有了“一端四午”的文字表达。甲骨文中的端午两个字,承载的是对这种认识方法的一般知识。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还展示出了对这种认识方法形成的知识体系中的知识作出的最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
所以,远古中国人对数字的认识,也自然分为动、静两态。而动、静两种状态的认识,则被文字化后形成的数字统一为属性数学理论知识体系。
在这个认识层面上,端午认识方法,是中国属性数学产生的源泉。
五十、
端午术的“一端四午”数字化表达,可以用对运动事物的认识法则简单化表达为“一正、二反、三焦、四象”。作为动态认识的一种解释,可以称为“一端为正,倾倾二反,上、中、下三焦运动抑扬、更相动薄,东、南、西、北四象遥遥相对”。依据万数皆一的原则,又可以称为“一端、一对、一焦(角)、一方”。所以,一者正也,对也,角也,方也。
显然,端午术的数字化认识方法,是一个既能把倾倾之反的两个运动状态,通过一分为二的方法,划分为两个属性相对性的运动状态;又能把两个遥遥相对的两个运动状态,通过二合而一的方法,把它们归纳为两个属性合二而一的认识体系。一分为二与二合而一,是认识运动事物的一种数学方法。它既可以一分为二与二合而一,又可以一分为三与三合而一,还可以一分为四与四合而一,更可以一分为五与五合为一,······。所以,端午术与五行术之间,前者是可以通过感性认识得到的一种运动抑扬、更相动薄的形貌、属性具体认识内容,后者则是理性认识层面上的数字认识结果。
在商周文化断代之前,中国人对属性数字的认识有五个认识层面。
首先,以“端”为数字一认识之始。
其次,中国的数字也有“天生一对”之说。就是以对为一,称为一对。所以,用一对作为数字属性认识的起始(阴阳为性之始),则是对自然事物的属性认识。
第三,对数字的数值认识,则起始于一角(焦)。文字化表示为“个”,表示人类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内容,仅仅是事物整体全貌中认识到的一角。
第四,如果要对整体事物有一个完整认识,就必需要像认识立方体一样,认识到其中的八个角之后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先天八卦理论,则是数字的属性化认识之后的连续后继性所诞生的。四方,是空间认识的属性原始状态。而“一端四午”,则是数字的属性化认识走进时空一体化认识的开始。有了这个开始,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在端午效应知识体系的大框架下,就走进了“司天在泉”的干支数字化认识体系。
第五,五行,则是属性数字化端午认识方法中的“一端四午”的五合而一。
因此,数字属性化认识所产生的数字一认识的名数序列为:端、对、角、方、圆。称为一端、一对、一个、一方、一天。
在以端为一的数字体系中,两端倾倾之反、遥遥相对则称为一对;三端之合称为一焦,也称为一角,形貌表示为三向之端,称为“个”;四端为方,称为四方;五端为圆,生克轮回,称为五行。
在以对为一的数字体系中,三对为“三角”;四对为四方,确立了空间的基本认识理念;五对为“一端四午”,确立了时间的最基础认识,“四午一端”成圆而为一天。
在以角为一的数字体系中,三角为一;一方有四角;一圆生五端,称为五角之术,则五行出,天干立。
在以方为一的数字体系认识中,一方而出两圆,四方而出两圆,九方而出两圆,……。
自然数的原始认识有五位:端、对、角、方、圆。
依据“一端四午”之认识法则,三焦者为端,端、对、方、圆合称四午。端、对,分别为三焦之分;方、圆,分别表达三焦之合。
“个”,表示自然数的起始,有分、合两种组合式,称为对分、方合。端为“个”字的三角合一;圆为“个”字的五角之分。
所以,自然数有“三分之一为端,五合而一为圆”的数位进制制度形成。
自然数是以“个”为数位的起始,而不是以人类感性认识的端午术的倾倾之反相对性作为数字认识的起始。其分合属性的倾倾之反认识效应,继续进行“端午”之术的再认识,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数,作为一种对人类感性认识世界上的具体事物在形貌、属性、数值上的数字化综合表达,它只有五个数位的连续结构性:个、十、百、千、万。
数位以“个”为始,以“万”为端,“个”与“亿”是倾倾之反。
“个”,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中一角的认识,是人类感性认识到的事物局部内容。而通过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的连续数字化认识之后,感性认识被人类“九数”连贯认识后变成了一种人类认识中的意念,称为“亿”(繁体字为“億”)。“亿”字在产生的时候,主要是在“司天在泉”理论体系中用来形容无限长远的年代,称为“亿万斯年”。而作为数目的表达,则有一个随着人类对数目认识的增长过程而称为一万万。最原始的古代,对亿万表达的数目则应该是十万。后来则用于泛指极大的数目。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过程来说,感性认识形成一种人类认识意念的过程,则需要通过从一个感性认识开始,进行长远年代积累的过程。这也反映了司天在泉理论产生过程的漫长感性认识的积累时间之长。
商周文化断代之后,“亿”(億)变为“仪”,把三角生四象而合一成方圆的自然数数字认识,从以“个”为端的三焦论删除。用“阳一阴二阳三阴四”,替代了“一阴一阳为之道”的五行端午术。用“易有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后天八卦理论,篡改了一方八个三角之“个”的形貌认识方法,篡改了方圆“切”、“接”八法的属性数学认识方法。
但是,在中国的语言文字结构中,端午法则的无处不在性,则是无法进行篡改的。
五音,亦称“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也是中国语言学中的四声韵律产生的原则。五音中各相邻两音间的音程,除角和徵、羽和宫(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三度外,余均为大二度。
在这个认识层面上,端午认识法与属性数学,是中国语言文字产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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