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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与数的认识变迁对中医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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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7 19:1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形与数的认识变迁对中医学的影响

    知识的发展过程就是“用为宝,弃为废”。而形与数的标本认识,在《周易》之后就被颠倒了。周朝的统治者用数而弃形以达饰智矜愚之目的。所以,数之用,就成了《周易》之宝。而当时“商高”曾经以“周天历度”的“勾股弦”之法提醒过周公,但是,周公并没有采纳商高的理论。所以,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一个重天数而轻天形的理论范畴中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解数,不解形;只讲数理,不论证形理。这正是中国封建文化走进八股文体制的根本原因。
    而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后,重数而轻形的风气则愈演愈盛。所以,造成了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数理难解的特殊局面。
    商周断档之后,数成为了天理认识的唯一工具后,天数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个弦动了的学派,称为“玄学”。专门研究玄虚与虚幻漂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则产生了对形理认识的虚幻性,走进了“玄而又玄”的认识领域而不能自拔。而西方数学以数定型的理论,则是弦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西方的数字计算,并不是象中国算术计算必需在属性向、相、象规范的范畴内。所以,在所谓先进计算方法的佐证下,弦变理论越发展越认为是有理理论。而中国的算术,则必需在属性逻辑条件确定的前提下才可进行。所以,中国古代数学并不产生小数理论,而是以分数为计算依据。这恰恰是中西方数学的区别。
    因为数、质之现代科学基础,缺少的正是形与数、形与质的关联关系研究。而中国《易经》后的天数理论,也没有形理的向、相、象作为立身之本,自然就进入了神话数字的迷信歧途。
    天形易见,天数难解。天理以形为产出的原形,并非数。
    西方的弦凹凸理论,试图以量测工具得出的量数,与自然实在之形相合,实为“削足适履”似的客观唯心;东方的玄学,以神奇先验之天数,臆测平常无玄之形,实为“玄而又玄”的主观唯心。前者是现代物理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根源;后者是东方玄学走向现代神坛的缘由。两者在现代殊途而同归,实为当代奇观。
    中国封建社会建构的道德观,是与西方哲学一样,来源于所有基础学科的概念性总结性认识。但由于这种总结过于抽象,并不能成为解决具体学科与具体学科之间问题的具体理论。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观虽然包括了人类对天地认识的抽象理论,但是,封建道德观并不是属性数学的本体。所以,同样不能解决“二童观日”遇到的具体科学问题。
    现代,道德也是一门专业科学。对道德科学的认识,也就越来越高度,越来越成为了神圣的领域。但是,创建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意识的道德体系,则不是把它在口号上与一个目标的链接之后空无一物,最后还要教孩子们读老掉牙的《三字经》。也就是说,科学仍然是道德观的附庸,道德仍然是科学不可超越的绝对界线;什么样的道德使用什么样的科学,支持什么样的科学理论创新。这仍然是一个“用则宝,弃则废”的问题。
    中医学,是依据中国古代数学认识自然的大顺序为立论依据的一门生命科学。所以,它与中国古代数学在垒石结绳、河图洛书、天圆地方、周天历度四个连续连贯发展进步而形成的“太极、阴阳、三焦、四象、五行、六气、七阶、八卦、九宫”的“九数”理论一脉相承。在中国远古属性数学体系中,中医学以天地而论人之生命的理论,称为“大用之学”。其理在于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同存同在。它研究的是人类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机理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而《易经》后,则进入了以人之谋略对抗之理学,研究的是人与人的社会结构关联关系,则为“小用之学”。
    中医学也受“小用之学”的影响,脏腑、经络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则上升到主要的表达领域。因此,“小用之学”,多以辨脏腑、经络而善长者,则为下工;而“大用之学”,能辨人体脏腑、经络与天地一体之变化者,则为上工。
    当今中医学发展的关键理论缺口,是天圆地方的数理、形理、性理探索。方圆同理、同源、同由、同变。天地方圆的形理、性理、数理得以揭示之后,古老的中医学的形理、性理的数学原理则一清二楚。有了形论的建树,则“形而上”、“形而下”自明。所以,中医学的发展关键,是属性数学原理在医学上重新完整的具体应用。


发表于 2019-11-28 02:57: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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